访谈 | 继续找寻翻译的乐趣和世界的意义
继续找寻翻译的乐趣和世界的意义
芦 苇 陈家琪 陈宣良
（发表于2025年《书屋》杂志第4期）
陈家琪，教授，著名哲学家，曾担任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及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西方哲学学者之一，已出版《愿作如是观》《三十年间有与无》《话语的真相》《人生天地间》《持存记忆》等。
陈宣良，旅法学者，著名哲学家，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中文译者，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关注中西文明对比，已出版《中国文明的本质》《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等。
芦苇，原名张焰，作家，文艺评论家，出版《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在《长城》《书屋》《作家》《中文学刊》等多家报刊发表小说、评论、散文等作品数十篇。
2024年初秋，巴黎还在不紧不慢地拆除临时搭建的各类奥运场馆。塞纳河上，一根根高柱还牢牢地扎在水里，让人想起不久前的奥运会开幕式。法国人的浪漫与创意颠覆了人们对奥运场景的想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其出格之处也备受质疑）。在幽静的河边小径上，有几个游客停下脚步，蓝蓝的天，白云飘在古建筑的上方，游船缓缓地开着，开到每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去。噢，这真是一个适合沉思的地方。望着高柱投在河水中的阴影，不曾觉察到的记忆就这样在心里生根。对于有的人，记忆是死去的树、死去的花，记忆是焚烧后留下的一团灰烬，风一吹，就没了。但对于有的人，记忆是故事重新开始的地方——正在巴黎度假的陈家琪教授对此感触颇深，他背着记忆走得很累，他总想说出不可磨灭的东西。这次来巴黎，我参加了与《五十年间有与无》有关的一个座谈会，并对陈教授及其密友陈宣良先生做了三次访谈。
两位先生的神情、手势以及彼此间的默契一瞥，都与他们犀利敏锐的谈吐融为一体，这是两位历经坎坷却依旧清澈如山泉的人，这也是两位精神强大的人。前几天，他们在爱丁堡的休谟雕塑前久久徘徊，不舍离去。他们频繁地交谈(一切)——他们的对话——我相信还会一直继续下去。我无法抓住每一句话和每一次的会心一笑，我无法看清两颗悲怆心灵的形状，我甚至不得不忽略法式咖啡的浓郁、薰衣草的香味和巴黎圣母院旁的落魄眼眸，但我希望，我已经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了。
芦苇：家琪老师，先祝贺你的新书出版。你一直对书写记忆情有独钟，事实上，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这个问题，你的文字带来很多启示。《五十年间有与无》才出版不久，《持存记忆》又问世了，依然是对记忆的守护。我很喜欢“持存”这个词。你一直努力记录、思考自己所处的时代，坚持触碰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化景观——在一个擅长遗忘的年代，你如何承受这种孤独？
陈家琪：一开始不是用“持存”，最后我选定了这个词。我要把自己能够看到什么、思考到什么程度如实记录下来，给未来的人看。这个事得有人做，对于一个一辈子从事哲学的学者，仅仅记录当然还不够，必须有思考的厚度。至于说承受孤独，人反正都是孤独的。昨天座谈会上，我也谈到了把《三十年间有与无》扩充为《五十年间有与无》，是为了纪念我的妻子李少华，我和她从1968年开始相恋，到她2018年去世，刚好是五十年。你未见过她，真让人无法忘怀。
芦苇：那本书的第一页——你和夫人的那张合影好美。你的书将让她永远美下去。座谈会上，你泪洒现场，前排的女孩眼圈都红了。
陈家琪：因为我想起了李少华。在《持存记忆》的扉页中，我将这本书献给了她。
陈宣良：这个事情真的就是无奈。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这个结局都没有办法改变，而我不能接受这个结局。这就是一种无奈。
陈家琪：我这个人吧，一辈子离不开一个字，“情”。情谊、情义中的“情”，当然还有爱，爱情。我活在过去。
芦苇：因为你喜欢将哲学史的问题绕回到你最看重的“情”这一点上，即绕回个人的情感上。我觉得你的意图是这样的，启发人们把哲学问题变为个人问题，在不可抗力中寻找出路。
陈家琪：我一直在尝试。把当代的问题不仅仅看作是理论问题，而是把它变成自己的生存问题，把时代的大问题变成个人的问题，于是无法安宁，寻找个人的解决之道。
芦苇：作为一位渴望留住记忆的思想家，你害怕遗忘吗？衰老将不可避免。
陈宣良：到了那种时候，他害怕自己忘掉。不忘掉很痛苦，但是又害怕忘掉。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理性和逻辑的。讲到家琪的感性，他的确是感性的，这恰恰是他和（邓）晓芒的性格差异，因为晓芒是理性的，因此，家琪是综合的，晓芒是分析的。家琪喜欢从价值论出发透视知识论，而在晓芒那里，知识论是他看待问题的出发点。
陈家琪：衰老到无法进行思考，这比死亡可怕。说到死，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已经不怕死了。真的，无所谓了，在这个年龄已经不在乎了。失忆另当别论。失忆的人无法再把握自己的时间。霍夫曼主演过一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阿尔茨海默病与时间有关，时间混乱了就证明人痴呆了。时间让人只剩下回忆，但时间也没有尽头。我刚才讲我这辈子离不开“情”，另一样我这辈子离不开的东西就是手表。我的时间观念很强，永远戴着手表，从小到现在，从没有迟到过一次。除了洗澡，我连睡觉都不脱手表。
芦苇：谈谈存在与虚无，如何？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家琪老师，宣良老师说你喜欢从价值论透视知识论，你能不能谈谈存在主义哲学的价值观？
陈家琪：萨特的价值观，核心是人的选择，即“你所挑选的意义”。萨特认为，存在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悲观的学说。全部的伦理学都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对于任何人来说，是否存在着一个人格完善或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你可以视为人类的模型。在宗教哲学家那里，这个模型用上帝来表示；在传统哲学家那里，这个模型是对于人的本质的概括。这样，当哲学家把目光放在人身上时，脑子里会先有一个与人的共同本性有关的概念，这叫本质先于存在。但是，存在主义说，人并没有一个先天存在的本质，因为每个人的未来不是像植物生长那样，从种子就可以判断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承担责任，懦夫和英雄并非天生，这就叫存在先于本质。海德格尔说，本质先于存在和存在先于本质，都是形而上学。我们争论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的先后，也都是类似的争论。
陈宣良：.萨特《存在与虚无》的最后一层意思说，人生是一个洞。洞是什么？是“有”的“无”，比如碗、杯子等。“有”与“无”的关系也很玄妙，“无”是有的，“有”是无的。萨特说人生所有的乐趣就在于填洞。吃，不就为了填饱肚子嘛。最理想的洞就是这样的：它看起来不是洞，但实际上是个洞，他甚至拿女阴做例子。这也符合他的那些何为人生乐趣的观点。
芦苇：所以享受情爱的过程也意味着对“无”的探险，在爱中，“无”是没有办法被填满的——但这也意味着相爱的人能从中获得不同寻常的充实感。宣良老师，你的人生可谓波澜起伏，你翻译的《存在与虚无》，还有《中国文明的本质》，都是无可替代的，我好羡慕。采访你，就不免联想到你的父亲——著名哲学家、翻译家陈修斋先生，当然，我最先想到的还是《存在与虚无》。作为萨特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你是深刻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启蒙的著名学者，而且，这本出版于1987年的书至今都没有其他的中文译本。它让中国人与存在主义有了亲密接触，可以说，存在主义思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什么呢？
陈宣良：我觉得存在主义思潮的出现，是西方世界的又一次人道主义启蒙，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流行，是人道主义话语、人道主义精神在西方人当中真正地成为共同价值的过程。虽然人道主义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来的，而且是启蒙时代的主导精神，但是，毕竟还出现过纳粹，所以我说是第二次人道主义启蒙，此后西方人的精神、话语的改变是巨大的。《存在与虚无》在中国出版时，正值思想解放运动阶段，青年学子在经历了“文革”之后，精神普遍迷茫，对于西方传来的各种思想充满了好奇，不仅是存在主义，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主义。就西方哲学而言，尼采的热度恐怕就不输存在主义。至于真的产生了多少影响，就不容易说清楚了。
芦苇：《存在与虚无》这本书我也啃过，看得那叫紧张啊，书里不是有个词叫眩晕吗，就是那种感觉。想不到，萨特这个作家的哲学论著竟然写得如此晦涩。我很好奇，你在翻译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那些概念有没有让你夜不能寐？是不是像严复先生所说的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踯躅”？你父亲有没有提供帮助？
陈宣良：在一开始翻译《存在与虚无》的时候，我父亲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其实我读哲学也很偶然。我一开始对哲学没有什么想法，后来有一天突然想读了，就告诉我父亲，说我想读哲学了，他就扔给我三本书，说是入门必读。加上我自己手头已有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两本书，这样一共就有五本，就那么入门了。
芦苇：陈修斋先生给你哪三本书？
陈宣良：笛卡儿《谈谈方法》，休谟《人类理智论》，还有一本是《柏克莱哲学对话三篇》。笛卡儿的书对我影响最大，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芦苇：何种机缘让你成为《存在与虚无》译者？
陈宣良：当时北京有个学术会议，我没去，如果我去了，相信这本书的译者就不会是我了，我当时是绝对不敢接的。那次，家琪说我懂法语，就帮我接了这个任务。
陈家琪：宣良当时在学法语，我希望这件事能促进他的法语学习。
芦苇：用这个办法学外语，绝对管用。
陈宣良：我也就斗胆接下了活。我父亲后来说，你怎么敢接下来？现在想一想，也觉得当时很冒失。不过，当时我很有激情，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翻译中，我是主导人，也找了武汉大学的罗国祥和我研究生时的同学何建南等一起翻译，然后由我统稿，由杜小真进行校对，当时署名的时候，出版社说译者名字太多不理想，就用了“陈宣良等”，这在后记里有说明。我那时法语水平还不够好，所以翻译过程很煎熬。尤其刚开始翻译的那半年，我父亲在法国当访问学者，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写信问那些翻译上的问题不现实，遇到问题只好自己解决。当然，我父亲后来对我的翻译还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前后花了六年时间翻译《存在与虚无》，最大的收获就是弄明白了存在主义，读懂了萨特。
芦苇：可否说得具体些？
陈宣良：萨特做哲学的入手点是人的情感，恶心、羞耻、眩晕，他分析这些情感的意义和结构，这是哲学。但他不从一般的逻辑、理性、语言来入手，他从总体的人性入手。最早的，当然是一种非反省的状态，理性是人的反省状态。恶心的感觉是天生的，共情心理，爱一个人，恨一个人，是谁教你的吗？不是。天生的，这就是所谓的人的本性。这种情感对存在来说，更贴近根本。这些东西的意识结构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本来是什么样的。存在主义讲人的本真。我一直说，不要认为哲学就是一堆理性，这种分析是理性的，但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非理性的。萨特，还有先前的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这些人，也都是这样，从非理性的人性出发，作理性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整体上被视为“非理性主义”哲学。
陈家琪：萨特这个人挺有意思。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萨特、波德莱尔这些人不喜欢吃新鲜蔬菜，喜欢吃罐头，喜欢城市，不喜欢农村，特别有意思，跟我们中国人的心态不一样，我们喜欢表现自然的生命力，表现山水的美。萨特觉得，只有在城市里，在布满人制造的物品的人为世界里才感到自在。他认为自然是一种异化，可我们常说城市是自然的异化。
芦苇：我记得，波德莱尔写过他欣赏的画家，说那人喜欢在城里跑，观察女人的服饰、街上的马车等，觉得如果不好好观察这些，就虚度年华了。苏格拉底也是，不在乎自然之美，直到被人拉着出城，才发现城外的树林也挺美。
陈家琪：这种对待自然和城市的不同态度，是两种不同的心态。
陈宣良：我的世界观，应该说就是被存在主义哲学重塑的，从基本价值到思维方式，萨特哲学的影响都是最深的。毕竟，翻译《存在与虚无》用了六年时间，这六年几乎没有做别的事情，而这时恰逢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是“文革”后我最感迷茫的时期，也就是精神重塑的时期。从那时候开始，才理解了人道主义是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是什么，最关键的，我开始明白了，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个体主义，而在过去，我们被教导的价值是整体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总是认为个人主义就是恶。现在，我已经很清楚地认定，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所谓整体，当然就是个体的集合，个体和整体的关系，就像有和无的关系一样是不可分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一个逻辑在前？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在个体之前，而在个体主义看来，整体是个体的集合，整体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果个体被伤害了，就是整体失职。整体主义、个人主义最根本的前提是承认他人的存在，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与他人和平共处，萨特之所以要说“地狱就是他人”，就是因为这是个人主义所要解决的最大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就像宗教教义中最要紧的，就是天堂和地狱的问题，道德问题中最大的就是罪与罚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是存在主义解决得最好的问题，因为它清楚说明了从个体主义出发如何解决与他人共处的问题。
陈家琪：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个人和整体的关系其实是哲学和现实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整体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这里既有自我、自主、权利等方面的问题，也有贫富差异、财富的合理性的问题，还有如何理解盗窃、抢劫、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问题。核心在哪里？核心在税收的必要性，也就是整体（社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个人的财产，等等。
芦苇：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体主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如是说。还有一点，存在主义思潮之后，西方哲学的继续发展与存在主义哲学有多大关系？
陈宣良：作为一种哲学、文学的思潮，存在主义也许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并且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我认为，存在主义所解说的个人主义价值，就是现代西方人的共同价值。存在主义思潮过去之后，西方哲学当然还在发展，后来的结构主义，现在的语言哲学，都是如此，但是作为价值取向，和存在主义并没有根本区别。
芦苇：苏格拉底说，不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还是最爱苏格拉底。能否请两位老师从哲学的角度谈谈人的幸福是什么？
陈宣良：可以先把幸福看作是你自己的一种感觉。一个人要是老觉得自己很不幸，那就不会觉得幸福。有些贫苦的人，他觉得很快乐；有些很富有的人，老是觉得愁苦。这种事情都有，很正常。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幸福的一种客观条件。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生活在被控制中，怎么可能有幸福？一直处于被奴役状态，却还夸耀自己觉得幸福，那就是胡扯。奴隶的幸福等于自欺，一个囚徒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他想要幸福，除了“喝鸡汤”，没什么选择。但我们根本不能承认这种幸福。幸福有一个客观条件。幸福固然是个人的感受，但是幸福与否，也是一种对于存在处境的判断，对于处境也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给予人自主、自由的条件。总之，以存在主义的看法，人自身的存在，作为起点的只是“无”，人是在介入世界的过程中成为实存的，因此幸福也不能单纯归结为主观感受，过分强调这一点，就成了“毒鸡汤”，因为放弃了介入世界，在这样的“幸福”中，自己是不存在的。没有对于客观世界关注的主观的美丽感受，就是“鸡汤”，好喝，但没营养。描述痛苦之所以不会变成“鸡汤”，是因为人在痛苦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但我们如果非说很享受这种痛苦，就立即变成了“鸡汤”，因为这个时候的自我已经消化成“无”了。还有，所有人的幸福都和周围的人有一定的联系。《鲁滨孙漂流记》里的鲁滨孙都要找个“星期五”。人没办法离开社会，这就成了个体主义的一个原则。有我，有他人。我是谁？萨特讲，人是怎么发现自我的？是通过羞耻感，所谓羞耻感，就是发现自己是丑陋的，所以要把它遮起来，因为羞耻源于他人的注视。羞耻感证明了他人是注视者，而你是被注视者，所以人的存在是通过被发现才发现的。
芦苇：嗯，不是喝了“鸡汤”就算享有了幸福。家琪老师，你刚出版了两本书，接下来还有别的写作计划吗？
陈家琪：我这个人每天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我也总在记录自己的想法。平常的琐事也很多，但就思考这一点来说，我和宣良始终没有变，我们都希望继续保持思考的能力，并且找到恰当的表达。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聊，也是为此。作为哲学学者，能够进行思考是最重要的。我当然也还会继续把思考了什么用文字呈现出来。
陈宣良：其实到了我和家琪这个年龄，已经比很多大哲学家强了，黑格尔、休谟、斯宾诺莎、笛卡儿……那些人都多厉害啊，但都不长寿。我现在怕死，其实怕的不是死，而是那个时候的形象——我不想让人看见自己特别不堪的最后一刻的形象，所以凡事就变得特别小心。
芦苇：萨特和波伏娃都葬在巴黎，这座城听得见很多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叹息声。细想起来，我特别喜欢雨果。《九三年》好像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吧，悲悯之心太令人感动了。你们喜欢狄更斯吗？我觉得他也是这样。狄更斯在游历欧洲时拜访过雨果，能想象那种场景吗？就好像想起莱布尼茨拜访斯宾诺莎时的情景。狄更斯告诉别人，雨果从头到脚都很有意思。
陈家琪：我也很喜欢狄更斯。他带给我一种观念上的满足感。比如说《双城记》，通过比较巴黎和伦敦，我们差不多就能看到资本主义在那个时期的全貌。
芦苇：突然想起一件事。有一个我喜欢的作家叫史铁生，他在《病隙碎笔》中引用过家琪老师关于“做人”的一些话。那些话的大意是，“是人”与“做人”不同，中国人不考虑“是人”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做人”，而“做人”这件事其实是社会和先辈的要求。史铁生在文章中说，看了那些话，茅塞顿开。
陈家琪：存在与价值的剥离。
芦苇：是，我看了以后也想了很久，“是人”事关存在，比“做人”重要。但我想想从小到大，只听说该如何“做人”，如何这样那样，却没有听说过“是人”这个词。其实在西方语境里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词。存在就是那样的，你意识到它，就立即产生一种伤感、归属感。佩索阿曾经写过对存在的困惑，大意是说，在不完美的漏壶里，梦的水滴不断滴下，计算着时辰。意思是说，忘了时间的存在了，他似乎难以从当下获得幸福感。
陈宣良：时间的存在，时间其实是从未来开始的。这个从哲学上说，是说得通的，但你要知道，人在叙述事情的时候，时间是从过去开始的。还有一点，麻烦的人，时间是从现在开始的。
芦苇：因为人就生活在现在，永远只能生活在现在。
陈宣良：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在现在，那他就有两个方向，他可以是未来的，也可以是过去的。有一种人，从现在开始走向未来，有点像理想主义者那样，雄心勃勃，有时候这种人也挺可怕的；还有一种，家琪其实属于这种，是看过去的。他活在过去，老想对过去作出一种解释，他每过一秒都在想，这一秒过去了之后会给世界留下什么，人这么活着能累死。家琪这种情况是很矛盾的。他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是他又总觉得“我是谁，要由我自己决定。”那可没啥办法。我不一样，管别人说我是啥，我不在乎。还有一种活在现在的人，他只生活在现在。
芦苇：活在当下。
陈宣良：说起“活在当下”这种态度，会想起法语aventure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艳遇、冒险。走进幽深的林间小路，你就进入探险之境。那里随时会出现你无法把握的东西，但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它出现的时候是突然的，出现的是什么也是突然的，你好像是在寻找这个“突然”，如果你找到了，那就是经验的。再比如，迪士尼的鬼屋，你已经走过三五遍了，每个地方会出来什么你全都知道，那还是探险吗？不可能。所以，当你进到林子里，出不出来你不知道，但你抱着希望，自己可能会碰到什么（东西），这样你就张开了你的感官，享受探索时的快乐。那么这样，你的人生整个就变成了冒险：这个地方真美啊！这种人其实过得快活。他不是没有对未来的期许，也不是没有对创造过去的把握，但他不在乎。关键在于他体会到了这个，就只愿意活在当下，而且这种aventure的感觉让他抓住了“活在当下”的那种感觉。感到当下幸福的人，会永远感觉自己很幸福。也有人正相反。
芦苇：两位老师这些天反复交谈，你们聊过未来的世界吗？时间将如何流转？你们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陈宣良：家琪，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硅基生命就是我担心的。
芦苇：万一机器人产生了自我意识，怎么办？
陈宣良：那人类就一定灭亡。
陈家琪：我是悲观的。
陈宣良：我相对要乐观一些。但我总体是不知道的。我不愿意相信，世界一点前途都没有，但其实也很难找到什么很坚定的理由让自己相信世界以后会变得更美好。
芦苇：宿命？那么关于AI呢，作为个体生命，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时代的不确定性？你们会不会觉得机器人可能比核战争还危险？机器人最后会不会成为人类不可抗拒的宿命？
陈宣良：我不相信硅基人能比碳基人更高明。它至少不像，它某方面强，也有某方面很弱。但它用不着超越人类，它能够杀死一个人，这就够了。所以我跟家琪说，最可怕的是它产生自我意识。如果机器人产生了自我意识，我敢肯定，人类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芦苇：对，这倒是真的。
陈宣良：那就真的叫自取灭亡。
芦苇：如何证明机器人产生了自我意识？我们和ChatGPT聊天，尽管它也会说俏皮话，但是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它只是工具，没有自我意识。怎么证明机器人产生了自我意识？
陈家琪：比如说，机器人觉得自己整个被设计错了，自己骂自己，本不该这样或那样，结果却这样那样了，这就是自我意识。这指的是一种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能力，或者说，终于发现这一切其实是不可改变的。这都是有了自我意识的体现，它和孤独、苦恼、无处发泄或无法发泄，只好自己吞下的心理活动有关。
芦苇：现在的AI已经具备了对外物的感知，但还没有对自我的感知。
陈家琪：意识应该区分为对外物的感知和对自我的意识。对自我的意识就是反思，把自己当成认识对象，知道自己的先天不足。比如它知道自己竟然是被人设计好的，知道自己的后天不足，自己是按照程序和某种规定来进行活动的。有这样一本书《人是机器》。黑格尔在讲述“主奴关系”的时候还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奴隶本来就只知道服从命令，主人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必须听命于主人，服从就是他的命运。但是有一件事情慢慢发生了，就是奴隶在完成主人吩咐的任务的过程中，要与独立的事物打交道，比如一只动物或是一座矿山等，于是奴隶就开始产生疑问，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最后就有了反抗的行动，迫使主人承认他的身份——他是一个人，不是主人实现什么目的的工具，他有同样的人格尊严。主奴关系，不仅仅发生在奴隶社会，它伴随着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现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这些工具人是机器人，怎么办？人类历史所有过的说教、驯化人的方式能否用在机器人身上？它会接受人的驯化吗？如果不接受，它会懂得反抗吗？
陈家琪：过程永远比结局重要，重要的就是过程中呈现了什么。宣良说了，人是一种遗憾的存在。人类或许也是一种遗憾的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AI教父说过，“这一切都未可知”。科技进步伴随着两个方面，对物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关且最终将带来何种结果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我们可以且应该去享受的。
（“存在与存在主义”巴黎访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