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随笔 | 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风秋雨愁煞人
——写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
（加拿大）芦苇
秋风秋雨愁煞人。
1907年，秋瑾被捕。清末山阴县令李钟岳在狱中提审秋瑾时，女英雄以清代诗人陶宗亮的这句名诗作为口供，难掩悲愤、哀痛。
李钟岳在此之前已经竭尽全力地帮助秋瑾和其他反清义士。能通风报信的，就通风报信；能不抄家的，就不抄家。遗憾的是，他无法违抗上级步步紧逼的追杀令，未能救下女侠。秋瑾就义后，李钟岳因“包庇”革命党人而被革职。回乡后，他对秋瑾之死依然耿耿于怀，经常呆坐许久，苦思冥想，并不时地取出私藏的秋瑾“口供”字帖，口中念念有词，神情恍惚，这样撕心裂肺的日子怎堪承受？他脑海里闪过的记忆——摧毁了他，他忘不了一些时刻。他在妥善安顿家人后，毅然悬梁自尽，“义殉”秋瑾。此时距女侠之死，不过数月。据说，当他将行刑决定告知秋瑾时，泪如雨下，秋瑾反倒安慰他，不必过于伤心。
人生自古谁无死。
秋瑾决意为唤醒民众而死，围观她的死刑的民众并未如她所愿，被唤醒。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对此有典型的文学描写，影射了女侠之死的无义”。
那样的人间，那样的一群人，真的值吗？真的值得为那群人而死吗？
作为一位目光敏锐的作家，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不可谓不透彻，阿Q，祥林嫂，孔乙己，赵老爷，涓生……哪一个不是活脱脱的典型中国人的形象？先生的洞察和悲观简直叫人不忍卒读。
无望的人间，地狱般的沦陷，没富起来的想造反，没掌权的想夺权，没纳妾的想纳妾……人性的暗黑似乎可以将所有人捆绑在一起，共赴恶的深渊，既然人人都可以只为了私利而置尊严于不顾，既然人人皆恶，那么，“我的恶”又算得了什么！如此一来，所有人的恶就都情有可原了。时代洪流中的个人无能为力，只有化作尘埃和蝼蚁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还可以拍拍胸脯，得意地说：“活着就是胜利！不必问为什么，这就是命呗。”
然而，这并非全部的事实，这世上还有不一样的中国人。他们不甘心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人那样，麻木不仁地活着。鲁迅先生的同乡秋女侠就与先生笔下那些只配享奴役的可有可无之人有着天壤之别。
秋瑾和同时代那些渴望推翻清朝的义士们，有不少人都成长于官宦、富豪之家，家境殷实，非富即贵。与出生于穷乡僻地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有更多看见世界、重读历史的机会。他们本可以像别人那样为家族挣更多的金条、攒更厚的官帽，他们本可以摒弃理想、寻欢作乐，但他们没有。每天，他们都渴望改变，就像一个心怀爱意的园丁，撒下种子，等待来年的花和果，那样牵肠挂肚的守望，等啊等啊，哪怕等来的，只是遭人耻笑的一无所获。他们对改变社会和改良制度的热情，不为私利，只为所有人的权利。这些平日里喜欢舞文弄墨的热血青年，如果安心做官、努力赚钱，非但不会赴死，还可能活得挺“风光”。
然而，人一旦闻到了自由的气息，怎舍得放弃？
中国人谈起辛亥革命，很难不想到宋教仁之死，一个最熟悉代议制和现代国家宪法的党领死于被暗杀，断送了当时最有活力的一次实现民主的机会，令人扼腕长叹。而秋瑾的梦也不难理解，她追求婚姻的自主和个体的自由。她创办学堂和报纸，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和话语权。她希望清政府垮台，国家走向真正的共和，没有皇帝，人人平等，如同她热爱的宋教仁所期盼的那样，在真正的共和体制中，国家逐步走向现代文明。
与秋瑾之死相比，山阴县令李钟岳之死很少被提及。他可以不死吗？当然可以，他执行工作任务而已。世上的冤假错案那么多，连追责都难，有谁因为误判了一个人的罪而公开道歉吗？更别提自杀了。
李钟岳仅仅为了良心而死，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他在沉闷乏味的官场生活中听说了秋瑾的故事，秋瑾能文能武，胆识过人，引领新的时代风尚。李钟岳对这位优雅女子的才情和事业产生了向往之心，那一种敞亮和通透的感觉从未有过。细究起来，在收到抓捕秋瑾的命令之后，李钟岳在保护秋瑾及那些读书人的过程中，已经置乌纱帽和性命于危险中，然而造化弄人，他这个知书达理的县令却又事实上成为死刑命令的执行者。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他痛恨自己人微言轻，无法刀下留人，因而备受精神折磨，直到不再恋世。
秋瑾为麻木的看客而死，事实上，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至今都尚未死去，秋瑾心中祝福的人们或许还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和死因，她就那么从容地赴死——为了记住和忘记她的人，她对他们的祝福曾经充满希望。李钟岳则因秋瑾而死，他为自己间接杀了女侠而失去了生的意志，他虽然没有说出什么大话，但是他死得颇为英勇，令人想起古代的侠义之士。到了那个世界，他们能否相认，一起看落叶追风？他们的死，各有理由，各有归宿。
对于有的心灵来说，如何活着远比活着重要，他们不会追问，也不忍追问，到底那一切值不值。这世上，总有一些人，从来只看重生命的质地。
秋瑾和李钟岳，这两位本可以向旧制度妥协而活下去的理想主义者，这两位精通诗书的知识分子，在清王朝覆灭前给历史留下了两道划过夜空的闪电。他们的生命已随那一年的风雨而去，他们的梦还在夜空飘摇。
只有静默的秋，年年归来。
——写于2021年秋，发表于芦苇《华人头条》“华人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