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评论 | 一个人的世纪回眸
一个人的世纪回眸
——读陈家琪《五十年间有与无》
（加拿大）芦苇
《五十年间有与无》是《三十年间有与无》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增补本，从1968年写到2018年，是一位思想家所写的历史叙事作品。
每一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事以及作者的个人生活是这本书的基本面貌，这些表象是作者的观察和思考对象，而他的思考既有基于日记的即时性，又有多年以后的审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激情和深沉的理性浮现于字里行间。独属于作者的哲学家气质和文人气质使得这本书与别的叙事作品迥然不同：在“把握时代”的哲学思考中进行着一场顶尖的思维演练，在渴望冲破一切束缚的语言表露中呈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文学张力。该书描绘的记忆图景涵盖了中国从文革开始到2018年之间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它思考的政治与哲学、文明与文化、个人与集体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五十年的时间跨度，可以说，这也是一位思想家的“世纪回眸”。该书的非虚构氛围足以证明时代的黑暗与荒诞，而作者的思考和具有诗学特征的精确表达，却在荒诞中透着严肃，在黑暗中透着微光，它唤醒人们被集体潜意识和集体话语所遮蔽的情感，激励人们在真实的情感中思索自己的命运和时代。写过小说、剧本的陈家琪教授，其作品与别的思想家的不同，喷薄而出的诗心与情绪夹杂着戏剧氛围，将思考推向撼动人心之境。他的充满理性色彩的感性和他的充满感性色彩的理性，使作品充满生机，给人带来思想上的信心、情感上的共鸣。他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并且将这一体验通过他的著作和教学传播于世。哲学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哲学与我们的时代唇齿相依。而如何在思想中把握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他极为看重并且身体力行的。这才有了这本《五十年间有与无》：一本拒绝遗忘的书，一本非写不可的反思之书。在该书的序言中，陈家琪教授提及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一个思想者和一个写作者，一生不给自己留一点点说真话的空间，是有点太对不起自己了……我想强调一下，这本书是写给后人看的，因为我知道70后、80后、90后、00后的学生，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晓芒说过一句话，好在我们还活着。意思就是要赶快，否则我们这一代人就真的慢慢死完了。”这样的紧迫感只属于那些彻底抛却了功利心的了不起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这种崇高的激情和自觉奠定了该书的格调，它有别于任何可有可无的平庸之作，它针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之恶。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得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尽管出生于文革或文革结束之际，尽管每个人的命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文革的冲击，但我们对文革和文革前的历史并不了解。我相信比起同龄人，喜欢写作和哲学的我更为关注与文革有关的主题，我从一些小说和纪实文学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不幸，那些人被扭曲的脸庞和茫然的目光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我从现实生活中也听说了一些与文革有关的惨剧，岂止只有文革，还有文革之前的各种运动的受害者的悲鸣。一年又一年，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信念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和思想改造中失去了根基。文革结束时的“平反”和“落实政策”的情形，我在幼年时曾经听说过。但人们似乎只希望从中得到某种物质和精神补偿，得到补偿了，就又回到老路上，歌功颂德，遗忘。无数人成为祭品，一些为反抗暴政而牺牲的英雄人物，比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他们的名字至今还是“敏感词”，人们无法公开纪念他们，更多的人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这也成为陈家琪教授心中的莫大哀伤，他在呈现事实中也呈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即为思想的本质，而被遮蔽的语言亦即被破坏了的思想，他迫切希望自己“微弱又消极”的声音能够有助于缔造一个更有“合理性”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美德的理性社会。
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强大传统文化的民族而言，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本希望人们能够“站起来”，结果却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至今未能真正走出这个怪异的轮回。痛苦和不幸确是必然的，幸福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个制度是如何设计出来又如何成为现实的？如果可能性只是现实的多种选择之一，为什么整个国家选择了这种最不正当的“人整人”的秩序？文革并没有以法律的方式被终结：没有国家道歉，没有对始作俑者的审判。由于缺乏真正的反思，文革的幽灵一直在中国那片土地上徘徊，近年来，一些违背人的天性的“教育”模式，比如举报、告密、敌我划分等，又在校园里“强势归来”，毁坏了教育的根基——这是怎样的设计啊？让几岁小孩子学会仇恨？难道这个阶段的孩子不是应该只在草地上奔跑并在心中描画行走之梦吗？他们的梦怎可以存活在以“党国”利益为重的非普世价值教育中？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根源在哪里？为何教育未能在孩子心中播下普世价值的种子？
我在《五十年间有与无》这本书中找到了许多答案，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竟然有过那样的事情！竟然有过那样的思考！竟然能够那样表述个体和时代的真实！文革是一场悲剧，是对文化和文明的同步戕害，但这戕害是不是只是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几个人造成的呢？每一个自认为是“好人”的个体该如何为自己的行动负责？那只是群众的集体无意识吗？在那些失去了个体真实的人群中，那些独处时的正常人、一个个好人，怎么可以行恶却不自知呢？为什么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人，那样的话语方式依然在掌控中国人的生活？
该书序言中还写道：
当我打开1968年的日记，开始写那时的经历时，就已经意识到这已不仅仅是在写我个人的成长与相恋，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这个国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训练得千人一面，万口同声，而且让这种情况成为了一种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形态，稍有与众人有所不同的言论、举止、表情都可能使自己成为“另类”。本人才疏学浅，但也还没有见过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如此高度一律、必须一律的社会思想管理方式。自然，它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传统的伦理秩序（上下尊卑）与现代的政治秩序（党国一体）的完美统一。所以，我觉得我写我，也就是在写与我几乎一起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的别人；而且我所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大家几乎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主要还是对自己的剖析和解读，交织着种种的困惑与悔恨。这20年（1968-1978、2008-2018）我控制在每年一万字左右，否则怕会很长，而且，要尽可能讨论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把当时的所思所想与今天对比着重新表述，总之，大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本历史叙事的记忆，一本黑格尔所想写就的‘非虚构的文学作品’。我的大部分作品基本上都遵循的是这个格调。当然，这20年的文字中，更多了些哲学的讨论，使之也成为了一本理论著作。我认为在这补写的20多万字中，基本上已经涉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所可能遇到或想到的大部分理论问题。
作者的意图和行文方法在上述文字中有了进一步的阐述。《五十年间有与无》一书围绕着语言、暴行、个体真实与时代这几个主题展开了叙事和思考。
乔治·斯坦纳说：“语言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分界线，人类有了语言，地位才高于沉默的植物和只会咕哝的动物。”海德格尔也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思想载体，是思想，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成为自身的本质手段。语言也可以脱离个体真实，成为集体话语。全书的第一页，作者就从“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句口号开始，展开了对语言（即思想）的反思：
回看1968年的日记，既心惊肉跳，也羞愧难当；那时的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真正的羞愧，交织着对自己的那种以真诚来目空一切的羞愧；那是一种因自以为是的真诚而目空一切，因目空一切而完全无视、也不知道人间尚有“真实”二字的精神状态。真诚指的是真心实意，目空一切指的是真理在握，所以傲视天下。现在，这两点终于都走向了它绝对的反面。其实那时也并没有对“真理”这一个概念有任何理解，也几乎无人提及真理，取代真理的就是日夜宣传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无休无止、永无止境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毛主席的话每句都是真理，这本身就已经是无可置疑的真理。
……
先后死去的两拨人是对立的两派，但都说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所有的人，在杀死另一个人时，都有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直到全书结束，这种对“口号”和“概念”关系的哲学与文化思考都没有中断过。可能事情不同了，但本质却是一样的。概念和口号是如何转变为“暴行”的？革命就都对了吗？这一系列思考几乎触及到了西方哲学史的全部重要内容。而理论在现实中的作用，如何简化到文革前后的那种“一刀切”的愚昧？人怎么就只能活在“口号”中而泯灭了人性？文革前后的无数口号和这几十年的常见哲学与文化概念及其来龙去脉，在书中皆有实践和理论解读，令人在触目惊心中不得不问一声：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恶的循环将很快再现，现在不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吗？
这几年，我从陈家琪教授的著作和思想中汲取了很多属于我的营养，成为我精神的一部分。在写作中，我越来越渴望将我的不成熟的理论所得融入文字，这对于我，成为自觉，它不是必须的，甚至也是艰辛的，但一旦某种信念溶入血液就难以改变了，人如果知道自己应该坚守什么，就不会感觉无路可走了，这也是我从家琪教授的为人为文中学到的。我也相信，这也是现在的读者和后世之人从这本书中所能够学到的，换句话说，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不可能无动于衷，除非他不喜欢动脑筋。理解这本书，我们就应该想到，每一个懂或不懂哲学的人，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具备一种哲学上的可能性，他有可能突破自身的狭隘与思的迷雾，在寻找语言的过程中寻找真理、自由，并以一个“站立之人”的姿态投入他的时代、他的社会，他因而成为一个真实而完善的人，而非一个片面的人。
毫无疑问，《五十年间有与无》是一部完美展现时代氛围，突破思想禁锢的非虚构典范之书。作为顶尖思想家的陈家琪教授，已经将他的厚重理论和爱，献给了我们所有的人。
——写于2022年2月，发表于《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
（注：陈家琪教授《五十年间有与无》一书，可在全球亚马逊网站上购买。这本书已在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全球主要亚马逊站点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