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随笔|何为有价值的写作？

何为有价值的写作？

（加拿大）芦苇

意大利著名作家艾柯曾经写道：“我经常扪心自问：如果有人告诉我明天将有星际灾难，宇宙将要毁灭（也就是说，明天将不会有人读到今天我所写的文字），我是不是还会继续写作？我的直觉是否定的。如果没有人读我写的东西，我为何要写？但经过考虑之后，我会改口说是，但那只是因为我舍不得放弃一个绝望中的希望：在银河系的灾难中也许有哪个星球能够躲过浩劫，未来说不定有人可以解读出我文字里所蕴藏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在世界末日来临的前夕，写作仍然具有它的深刻涵义。”

艾柯的这段话道出了写作的一个快乐之源，对于将写作看作成长的作家而言，“魂兮归来”的猛醒只在写尽长夜之后。他的心灵，他的庭院，他的故乡，他的爱与疯狂，他的忘忧草……那一切信息，都是他的领地，他的桎梏。为何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着神圣的主题？因为他是一个人，他通过自己去触摸历史的余温，找吧，找吧，到集市和花园里去，到废墟和断瓦中去，到制造成吨假话鬼话的地方去！从此，那些毫不遮掩的虚伪、罪恶就成了他的恶梦，他知道是历史中的人建起了挣不脱的樊笼。他看到巨浪和污泥，他也看到古老戏剧中的神，他还看到创世之初的彩虹像彩色波涛一样涌向他。他从骄阳和残月中望向故园，他不再介意曾经的远离，他的昔日倒在记忆的领地中，而他的热情和理智，却像一棵苍松，站在森林的入口处。他说：“来吧，来吧，我就在这里，我就站在四季的入口，我就站在荒漠的仙人掌之间，我就站在爱的大道上，我要告诉你，我的记忆里有一条圣洁的路……” 

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暗藏着来自远古时代的人类整体所拥有的记忆，困难在于人的心智究竟能从何种程度、何种层次上去感知它。这种记忆与此时此刻的生活（欢乐与痛苦交织而成的新记忆）交融如一，达成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情感默契。通俗地说，这就形成对抗绝望、虚无的个体审美体验，这种“交融如一”终究要借助精确优美的语言来完成。因而，有价值的写作可以打破时间的界限，带来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纯粹的心灵感应。

那么，何为有价值的写作？很简单，创作能够为价值生活提供注解的作品。只有通过“价值写作”，作家内心的审美体验和满足感才会持久。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位读者都懂得识别有价值的写作，因为“价值生活”这一概念就可能引发歧义，更别说有多少腐朽的陈年旧文还藏在旧书堆里，想把活着的人变成死人。试想，如果作家以丑为美，以善为弱，他怎么可能理解“价值生活”的内涵？如果作家相信拐卖妇女情有可原，他怎么可能写出真正的“真善美”？再有，如果作家本人充满戾气，脑袋里只装着一个堆满脏物的垃圾场，那他怎么可能描摹出阳光的形状？如果作家对自身的恶毫无悔意，他又怎么可能真诚剖析笔下的恶？他只是乱抒情乱发议论罢了。我的一位好友经常说，“下笔如有神在”，也就是说，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形式，有价值的写作都必然是虔诚的，都有独特的真理气息以及面向未来的价值追求。

然而，人总不免感到孤独，谁不是只活在每一个“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居所，在那么大的宇宙之间，人只需要一张床就可以安稳入睡。世界似乎每天都在变化，可是心呢？心脏常常跳得有点快，心却好像没什么变化，懒洋洋的。是啊，这听起来相当贫乏啊！寻找，罪与罚，意志，意义，位置……一切都令人感到迷茫，神在“暗处”什么都不肯说，只留下一道“光”叫人神魂颠倒。人也不好总是谈论思想，因为人虽然依托于思想而活，却很难避开具体的欲望、情感来谈论思想。人更没有什么办法向整个世界的庸俗宣战，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空”的，甚至找不到一个参照物。人就这样成为具有“囚徒”特征的群体，为了摆脱，不得不在承认有限性之后寻找可以摆脱的力量：宗教，艺术，哲学，各种信仰，等等。然后呢？活下去。在无数的连接之间，在戴上面纱与撩开面纱的拘谨与憧憬中，活下去。

但怎样活着才合适？对于整体意义上的人类而言，规范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是难以想象的（谁能规范你该如何活着？指不定你所踌躇满志的生活不过是别人眼里的白开水罢了）。但追问何为更好、更合理的生活方式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渴望由来已久，它让我想起冬日里的暖灯，在加拿大，白色圣诞临近时，家家户户紧闭的门窗里总会透出不一样的灯影，毕竟到了圣诞新年的时节了，谁家不会好好装扮一下呢？

这种渴望也催生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也是广义上的艺术作品。它当然也是一种存在，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以作家的终极追问为根基的。海德格尔曾经谈论过艺术作品的本质，他认为，真理的显露、去蔽，即为艺术作品诞生的过程。那么，对于作家而言，文学作品诞生的过程也是思考、生活的过程。当作家在笔下描摹“死亡”时，绝不是为了让死神战胜虚构人物，他所为的，是使活着不仅仅是活着，而死去也不仅仅是死去。因为，后世读者的叹息和鄙夷，感慨和忧伤，都会成为比单薄的“死”更为“厚重”的东西，此即真理的显露。所以，人们对“死”的道德判断本身，也在显露着与价值判断有关的东西。

作家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他的道德生活目标是什么？他的价值判断有没有合乎理性？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存在即合理），黑格尔的这一名句曾被广泛引用，人们将其视作灵丹妙药，为现实及时代的不公不义进行”合法性”辩护：坏人误解这句话时故意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胜利”（实为犯罪）有了“神助”，以为自己的恶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必背负任何道德责任；好人误解这句话时却显得悲痛欲绝，以为上天没长眼，以为乱发脾气的上帝不值得信任……毋庸置疑，这副灵丹妙药和“狗皮膏药”的效果差不多，治的全是不爱动脑筋的人。其实，关于黑格尔这句话的被误读，很多文章都从不同侧面作了解释。前不久，我读到同济大学的陈家琪教授在《愿作如是观》中写过的一段话，非常精彩：

我认为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他的时代，讲的就是要把时代当作“存在”。当然，他已首先把“存在”等同于理性，等同于自由；“存在”实现其自身，也就是理性、自由的实现；这样一来，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现实的就意味着一定要合乎其理性、自由；而凡是理性的、自由的，也就一定会变成现实。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这里的“存在”并不是实存（实际存在），而是指一种“非实存的客观性”，就是说，它作为“存在”并不实存，但其含义却具有客观性。“美好生活”以及“自由”“理性”“正义”的含义应该具有某种普世性，或者说，“存在”实现其自身，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在对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上达成了某种动态的一致。

说得真好! “它作为‘存在’并不实存，但其含义却具有客观性。” 因而，我们不能将黑格尔原句中的“存在”等同于“实际存在”（现实）。“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可不是坊间兜售的“狗皮膏药”，包治百病，可以任意贴在随便哪个病人身上，仿佛谁有了这么一贴”膏药“，就可以作恶多端，或对不公不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是一场思想的误会。再说了，万一真有哪位我们景仰的圣贤出了理论差错，我们也应当有胆略运用正当的逻辑进行辨识。

因此，作为一位作家，其价值判断归根到底就是对”存在”以及“存在如何实现其自身”所作的整体判断，其核心即为自由，其表现形式即为现代公民社会对普世价值的基本共识。如果作家有了这样的激情和理智，就可以和读者一起，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感情和时代，进而理解自身的本质及存在价值，他必须有能力向未来交出自己的答卷：怎样的未来更合理、更美丽？有价值的写作会使作家受到精神感召，从而在情感、理智的极致释放中活过一次又一次。

诗人奥登曾经写过一句很忧伤的诗句：“诗不会让任何事发生”，他悲观地认为，艺术难以改变现实。崇拜奥登的流亡作家布罗茨基却相信语言的作用，他说：“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他改变它的语言、发音吐字，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 布罗茨基强调，作家的使命是写出尽可能接近真理的美丽文字，用诗的语言来对抗各种“强制话语”，换句话说，一切被强权、谬误滥用了的语言终将被唾弃，而坚持“价值写作”的严肃作家，将以他的高贵语言架起一座桥梁，连接现在和未来。正如艾柯所言，只有倾心写作，作家才能向未来的读者传递最重要的“信息”。即便遗忘的诱惑在吞噬他的意志，他也要告诉世界，他的记忆里本该有一条圣洁的路……

——写于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