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在美国出版
《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在美国出版
《异乡人之书》购书信息
写给《异乡人之书》读者的话
玫瑰睡在有刺的绿色枝条上，黎明紧跟着黑夜将我们的眼帘撑开。请原谅偶然的一切吧，请在每一滴有灵魂的露珠闪烁之时，叫出它的名字。——芦苇
《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内容简介
《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精选了加拿大华裔作家芦苇（张焰）的48篇（华语）散文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数写于2019年至2022年间，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思的境域”偏重于哲思；第二部分“心灵的图景”偏重于抒情、叙事；第三部分是以散文笔法写下的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有的侧重说理，有的偏向抒情，有的长于叙事，语言深邃优美，情感真挚热烈，文气汪洋恣肆……各种文学体裁的优点都舒卷自如地流动在她的文字中。总体来说，芦苇巧妙运用散文这一体裁的自由与多样化的特点，将她的哲思与美梦，藉由零星的生活片段和蕴涵诗意的激情娓娓道来，或铿锵有力，或委婉细腻，于浪漫精微中见情致，于冷峻清远中见风骨，令人眼眸一亮。
芦苇蓬勃的想象力不单在于对景物、情感和人事的细腻观察，也在于对思想和观念的多方位辨识和剖析，她的富有冲击力的修辞总是承载着迷人的哲思。她的散文始终坚持对价值生活的推崇，对常识的普及，以及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她追随内心的声音，诘问一直处于变化中的这个世界，并带来自己的独特见地。《异乡人之书》所选的作品也多侧面地展示了芦苇散文创作的“思诗合一”的特点，芦苇在书中对“异乡”和“异乡人”所作的多姿多彩的联想，拓宽了中西文化碰撞大背景中的“乡愁”“故乡”“异乡”“漂泊”“自由”等文化概念的外延，深化了这些概念的内涵，她以独具思想内涵和氛围感的文字，为这些“词语”注入了独特生机和崭新色彩。
正如卢新华先生在该书序言（《蒹葭苍苍》）中所说的，芦苇是“那种能够唤醒读者的情感并增加读者心灵敏感度的作家”，卢新华先生还在序言中概括了芦苇这本书的写作风格：“而我现在读到的她这本《异乡人之书》，更感到几乎是篇篇珠玑。她对‘异乡人’所进行的无限丰富的联想，一如书中所写的，‘也是发现陌异和可能性的过程，是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世界之间的一场永恒交战。’在这过程中，她形成了优美知性、高屋建瓴、思深虑远的大气风格。”
作者文学简介
芦苇，原名张焰，作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福建，籍贯江苏。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发表的小说、评论、散文见《长城》《侨乡文学》《小说与诗》《书屋》《书城》《作家》《红衫林》《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侨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福建文学》等国内外报刊杂志。散文作品曾选入《他乡星辰——北美华语作家散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中国年度随笔》（漓江出版社）等选集。著有《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现居加拿大。
联系邮箱：poemlegend@gmail.com
个人网页：www.luwei.ca
文学的路，通向爱与解放。——芦苇
序言（卢新华：《蒹葭苍苍》）摘抄
身处当今的世界，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公义和文明秩序常常遭遇严酷的挑战，强权和歪理时不时也会占据上风，人们的知觉和判断力有时也会变得迟钝。而芦苇呢，正属于那种能够唤醒读者的情感并增加读者心灵敏感度的作家。她在谈及佩索阿时写道：“他的文字维护自由之人的感受力、敏感性和独立精神。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精神汇集起来，就有了更加文明的社会形态。”这也是芦苇的文学伦理观。她在写作中所反复描摹的对语言和自由的爱，也源于此。如果不守护个体的真实与自由，哪来真正的人类精神？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有理论准备的思想家和有普世信念的作家都是在为新的文明播下种子的人。所以，一个作家的社会角色也是其个体真实与“作家”这一头衔的结合。因此，我在她身上看到一股特立独行的精神，不因时代的沉沦而沉沦。
这些年来，芦苇许多文学性和思想性结合得很好的文章，经过纸媒和网络的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热爱思考的读者的喜爱。她不为一时一景、一人一事而写，只看重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异乡人”不仅是指那些身处故乡之外的“游子”，而且还是一切精神漂泊者和艺术追求者的世俗称谓，是那些看穿孤独并与孤独相携同行的人，那些在爱与流浪中笑傲江湖的人。因而，这本书不是只为特定读者、特定年代而写，它是适合所有读者阅读的一本“灵魂之书”。
——卢新华（著名作家，“伤痕文学”创始人）
《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目录
序：蒹葭苍苍
《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部分文章选摘
一个异乡人的不安之书
（发表于2021年《书屋》杂志）
没有一个作家是真的不想说什么的。那些卓越的作家即使在现实中备受打击，也会希望和配得上自己才情的未来展开对话。
费尔南多·佩索阿生前甘于困窘，像一只固执又老迈的蜗牛，在春天闪着银光的杨树上爬行，动作虽然迟缓，目标却高不可攀。明明是这辈子发生的事，他偏要否定，说成是前世梦里的景观。他在散文和诗歌中，通过数十位“异名者”的身份进行创作。他不是他们！连作者都成了虚构人物！
佩索阿和我们每天在写字楼遇到的、端着咖啡杯闲聊的、领薪水的上班族没什么不同，但他下了班就过上和我们不同的生活。
最近一年多来，因为新冠病毒的肆虐，人们的正常生活都变得不正常了。不安的情绪犹如一团嗤嗤忽闪的小火，在顽石和尘埃之间，在每个人的心灵缝隙之间，慢慢燃烧。
我和家人改为在家中上班、上课，我还要担当我们这个六口之家的“大厨”，格外操心。实际上，这两三年来，做一顿晚餐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最有仪式感的首要任务。下厨并不只是炒几个菜那样简单，从营养到花样，再到每个人的口味，一餐饭的开始，源于前一天的筹划，或者说，源于买菜时就开始的筹划。这使我回忆起以前的轻松。我可以放心地前往外地出差，在飞机上望着刚刚放晴的天空，用电子笔画下窗外的一抹湛蓝。到达目的地后，我喜欢在工作之余顶着烈日或迎着风雨，开始自己的文艺之旅。狮子山下的白发伉俪，拉斯维加斯的沙漠尘土，上海街头的巴黎风情，纽约的十八里书店，故乡小巷中的黑发少女，各地的艺术画廊和博物馆，全都像一幅幅油画吸引着我的视线。工作如果不顺心了，我当然不会只想着从智者之书寻找答案，我会走进某个咖啡厅或餐馆，到离开时，我当然就会开始注意到露台上盛开着的常青植物。长周末或生日时，父母帮着看顾孩子们，先生和我有时还会一起去美国或近郊度个短假，这不过就是前几年的事情。当然啦，在疫情暴发前，我和家人可以经常下馆子、买外卖，这一年多来，外卖买得少了，下馆子也成奢望。忙碌的先生更是“运筹帷幄”，从早到晚地开会，说得口干舌燥，一天要喝掉六大杯水。女儿和儿子都在家中上网课，有些寻常老年人基础病的父母一日三餐都不能马虎。父母体谅我，尽量减轻我的压力，但我仍然小心翼翼，生怕哪里考虑不周。从疫情一开始，我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每每被一个新闻、一句话戳中，多出很多机警和心思。到了稍微清闲的时候，母亲一边煮好滚烫的白茶慰劳我，一边依然敦促我，敦促我如何在这段“非常时期”更多地照顾先生、子女。至于我个人思想上因这被改变了的世界而产生的失落与不安，更是从未间断过。
去年夏天，一向还算强健的我受到不小的惊吓。在搬动装有食物的纸箱时，因动作鲁莽，我不慎拉伤肌肉，引发身体长时间的莫名疼痛。但一开始并不确知缘由，只好一次次地预约医生，又是电话，又是视频，后来还前往诊所求医，身穿黄色防护衣的家庭医生给安排了几项相关体检。在几次等待体检结果的过程中，各种胡思乱想像过山车一样，从低点到高点，再从高点回到低点。我甚至想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得到了古怪的安慰。那句话的大意是，人在活着的时候，死神是不会降临的。所幸检查结果正常，一切无恙，但那么折腾一番，家门口的枫树就已经由绿色变为红色。经历了这些琐碎的压力后，我对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有了深刻的感触。
如此说来，我们平时难免抱怨的琐碎小事，都要有很好的运气才能够遇见。一年到头，能够安心地为家人下厨，何其幸运！说到底，人是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就连选择孤独也不能随心所欲。我们逃离不了注定的平凡生活，一日三餐，年年月月日日，这是我们不愿承担孤独的代价，我们离不开爱与陪伴。
我们当然可以雇人做卫生、铲雪、锄草、烧饭做菜……但我们无法雇人来承担牵挂。
我的俗世追求是平凡的爱，持久的爱，是无尽的“有”，是在付出时也在索取，我无法想象那种绝对的孤独，那种“无”的感觉，像在面对一场无处可逃的雷暴！换句话说，人世间的苦恼与负重也和自由一样，令我联想起生命中值得珍视的一切。
去年夏天，正是在一个心神不宁的雨天里，我翻开了刘勇军翻译的《不安之书》，译文极其优雅，字里行间弥漫着独属于佩索阿的不安气息。
自十七岁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里斯本的佩索阿，将“旅游”一词的内涵演绎到了极致，在他的笔下，没有他到不了的地方。而里斯本的雨，自然就是他旅途中的常见之景了。他的雨究竟怎样，有没有我眼里的忧伤与活力？
下雨了，天气依旧潮湿与阴冷。然而，天空湛蓝无比，雨要么是被打败了，要么是筋疲力尽，而雨后残余的乌云撤退到了城堡后面，向蓝天投降了，这才是它们正确的选择。
原来，雨和打败它的天空之间，发生过一场战争。而佩索阿精神世界里飘下的雨，却从未投降过，而是顽强地敲打着他不安的心。佩索阿的日常生活平淡如水，这更使他意识到文学中蕴藏着的炽烈：
有哪些有价值抑或有用的东西值得去坦白的呢？有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所有人身上，或只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便无新奇之处。但如果只发生在我们身上，便不被理解。如果我写我所感，便是为感觉的热度降温。我所坦白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无关紧要。我将我所感绘成风景，我用感觉创造出假日。
如此坦诚，如此深刻。
与我下班后的忙碌不同，独居的佩索阿在下班后只属于他自己。
他躲进租来的便宜房子里，只管写。写作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写作。他爱过一个深爱他的女人，却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拒绝了她，分手后，两人曾重逢、爱火重燃，依然无疾而终。该女子也终生未嫁，莫非她也被诗人的爱弄迷糊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感情没有肉体结合，属于典型的柏拉图式爱情。何至于此？佩索阿献给恋人的诗歌圆润纯净，堪称情诗典范。诚如佩索阿对自己所进行的自我剖析，他在内心里是怯弱的。他决绝地放弃了可以带来温暖的家庭生活，炉火旁的一片面包和一杯咖啡，那都是富有诗意的赞美诗啊。但我们以凡俗之心如何能够理解诗人的选择？他有一颗世间罕有的敏感之心。他深谙哲学和艺术的秘密，却从不炫耀，他只在最直观最精确的叙述中接近事物的真相。我感觉，他在下笔时就已经预见到自己的“不朽”，这位乔伊斯的同时代人，在语言的瑰丽上与乔伊斯颇为相似，他的诗性文字所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的无限可能，令人叹为观止。
一个人仅仅因为描绘精神的形状，就可以傲立于世，这份荣光独属于佩索阿。所有有限的，无限的，所有存在的，不存在的，他都一一道说。佩索阿的《不安之书》由几百个随笔片段组成，他为这些不安的灵魂呓语花费了十几年的心血：“我是谁，谁又是我？”在洁净空灵的文字中，一颗孤独心灵的每一丝每一缕，全都展露无遗。他写山水和风雨，他写白昼和夜晚，他写绝望和希望，他写苦难和欢乐，他写爱和痛。人所置身其中的一切绝望与虚无，滋养命运的欢爱与理智，他都没有忽略。
一本没有情节的书，完美地将人类存在的碎片，散落在一切敏感心灵的波涛中。佩索阿身居里斯本，里斯本却是异乡。他那样的人是没有故乡的，生活对他来说，只是一座路途中的客栈，他不知所往，只有荡然无存的过去使他心醉。
佩索阿去世多年后才为世界所了解。据说，他的作品至今还在整理中。按照时髦的理论和对文化人物的归类，佩索阿是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当然，他活着时对自己的“核心”位置一无所知，他感慨道：“我唯有在变成雕像时才受到理解，人在生前受到的冷漠对待，死后是无法用爱弥补的。”每一个时代都会错过它最好的作家，时代的不肯认同，有时候是出于作家被权势迫害，有时候是出于文学圈的妒忌和排挤，有时候是出于读者的平庸，但更多时候是出于不可跨越的认知差距。
追随时代与追随真理，境界迥异。
当然，对于像佩索阿那样被时代错过的人而言，现实选择中的困窘并不那么可憎，他如果想在世俗生活中谋求多一点的利益，不会太难，生命无非一场选择，而理想主义者的主动选择往往处于一种“在真理之中”的境界，他们选择不一样的命运多半是因为孤独和卓越。很多时候，当我们苦苦攫取尘世的幸福时，我们并无资格讥讽那些落魄、落难之人，他们沉重而无奈的选择，往往负载着价值生活的全部精神内涵。
佩索阿死后数年才成为葡萄牙的骄傲，成为二十世纪欧洲现代主义时期最了不起的少数作家之一。现代主义象征着对传统的反叛，象征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文学上更注重抒写感觉。意识流小说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分支，佩索阿的写作也有显著的意识流特征。说真的，对于自己被归到哪一个“伟大行列”他才不会在乎呢！他的孤独和遗忘，全都那么决绝，他遗留于世的文字就像一束幽潭微光。佩索阿生前生活拮据，不得不为了生计出门去打一份工，但他又不肯仅为了一口面包活着。他放弃赢得更多“面包”的机会，把全部的爱和力量都给了文学。
佩索阿骄傲地声称：“我一寸一寸地征服了与生俱来的精神领域。我一点一点地开垦着将我困住的沼泽。”
佩索阿最吸引我的是他的情绪。他作为作家的连绵不绝的思考，和他作为思想家的连绵不绝的诗意。那可不是一个落魄男人的情绪，那是一个异乡人的情绪。
那也是一个完全理解了自我处境之人的情绪。
他在书中坦承，他与别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别人“用感觉去思考”，而他却是“用思考去感觉”。的确，这位用思考去感觉的作家，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中放弃了世俗的“攀登”，他只凭着心灵“眺望”，便占据了“一切山峰”。
佩索阿的文字虽然对于改变一个社会制度或赚取一点物质利益并无直接用处，但他的文字真实描画出思想者的精神沼泽，他的文字维护自由之人的感受力、敏感性和独立精神。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精神汇集起来，就有了更加文明的社会形态。
佩索阿的情绪包罗万象。这个没有结婚过的人未免有些悲观，但他在《不安之书》中所构建的不安情绪却并非普通的焦虑。他着眼的，是整个宇宙、全部人类及一切灵魂的不安。他否定了理解，却又用一生的执着留下希望被理解的证据。在他不安的文字中，我们看不见太多他个人的悲欢离合，但他整个人就蜷伏在书页里，和我们——所有的读者在一起。这是一本应当带到荒原里去阅读的书，因为它描述的正是异乡人在命运荒原里的“不安”。荒原里有沼泽，有模糊的远方。
那么，究竟谁是异乡人？我们所有的人。是的，相对于终极命运而言，人生在世，并非栖居于故乡，而是漫游于异乡。当“永恒”尚未现身时，人不可能回到真正的故乡。
这一生一世的所爱所恋，都将消逝在难以确定的未知与幻想中，想到此世与彼岸，想到过去与未来，想到曾经和即将激荡灵魂的一切经历，“异乡人”才是每个人最为准确的尘世“身份”。在《重回童年》那一段中，佩索阿问道：“上帝在何处？即使上帝从未存在？我想要祈祷，想要哭泣，想要为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而后悔，想要享受宽恕的感觉，那感觉比慈母的抚摸还要美妙……哦，无边的死寂，让我重回保姆的怀抱，把曾经哄我入睡的婴儿床与摇篮曲还给我。”
这场哭泣属于佩索阿和所有敏感的人。
佩索阿将信仰比喻成一个被放置在托盘上的“封好的包装箱”，等着被接受，却无法被打开。面对如此神秘的未知，他如何打开它？
用语言，唯有用语言。这就是佩索阿的选择。
大部分的写作者都在笔下寻找一点什么，而以苦难为笔的佩索阿，却将人类在前行道路上所无法找到的东西全都袒露在阳光下。正因为无法找到，所以不安。正因为这份夹杂着强烈渴望的不安被诚实地袒露在阳光下，所以才有了慰藉。
漂泊的蛋壳船
（发表于2021年《福建文学》杂志）
上小学前，我住在一条长满青竹的乡村街区，小马路凹凸不平，汽车经过时，地上飞起的灰尘飘到我家二楼阳台的晾衣绳上。我们那时的房子就叫“连排屋”，有几家房子连成一排，我家阳台和邻居家的紧挨一起，仅以木围栏相隔。邻居家的孩子常常从晒着的衣服背后倏地探出头来，和我说话。衣服还没有干，也还没有被风吹到晾衣竿的边上，小伙伴就用来裹住身体，只露出一张笑脸。家对门的竹林外，就是江岸，江岸外就是大江。
客船到达时，整条街都开始摇晃起来。
当汽笛声响过之后，街上很快便传来嘀嗒嘀嗒的脚步声，急促又慌乱，孩子们的哭闹声也会夹杂其中。“不哭，不哭，马上到家了，到家了……”大人们一边哄着小孩，一边看顾着肩背上的行李。茫然的尘土追随着人群，追随着风。我有时就将双手支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客船捎来的人们快快地从街上走过，赶回家。记得有一段时间，父母在外地工作，周末才回乡下来陪我们。于是，轮船的来去就敦促我学会了等待。轮船定期将父母载回来，有时还会多出各式各样的小礼物：一张画、一本书、一个写字本、一盒曲奇饼干等。那些礼物在当时都令我心动，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文革刚结束不久，空气中蕴藏着一股不可名状的能量。
轮船靠泊和离港时总会如期响起低沉又迷茫的汽笛声：“嘟嘟嘟……”
听着汽笛声由远到近、由近到远，我决定长大了也要试一试这水上“汽车”的威力，我要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我要透过船舱的窗户观察陆上人家的烟囱。噼啪噼啪，干树枝扔进柴火灶的声音清脆悦耳，橘红色的灶火将炉边的脸映得通红，坑坑洼洼的乡村土屋里混杂着雨水、树枝、猪群的气味。
客船到岸、离岸的时候，粗重的缆绳连接着岸和船，缆绳上有时会飞来一只像仙鹤一样形体修长的白鹭，曲起腿，凝视江面。从远一点的地方看，白鹭宛如一颗雪白的珍珠，忽闪在跳跃的波浪之间。
在江岸上遇见白鹭的黄昏令人充满遐想，蛰伏在四季里的爱与孤独，仿佛被唤醒。客船劈斩江浪所激起的汹涌波涛，与它充满愁思的徘徊一样，沉积在人们心肠中最柔软的一个角落，等待生命之帆的扬起，一片又一片，一年又一年。
我知道船会带我远行，去更远的地方。
我在那个村庄见过初生的太阳从天边升起，越来越高，驱赶昨夜的清冷。即将消逝的晚霞从不思索它的短暂存在，说走就走。我和小伙伴们在夏夜捉迷藏。那些日子，很多人的生活都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顾不上别的。街上的人家彼此借个米、借个钱之类的很常见，也有因此闹翻、弄出事故的，至于因为忤逆“权威”意愿而致恋爱不自由的，我也时有耳闻，记忆中至今还有一些无奈悲伤的脸庞，除了他们自己，那些无奈悲伤永远也无法被人真正理解。
我还记得自己曾对一种心酸的流浪生活很感兴趣。
家对面竹林外的江边，经常会有青褐色的渔船靠泊，船上的渔民住在篷船里，风吹日晒。船有时从上游来，有时从下游来。有人称他们为“水上吉普赛人”。船篷有三五片，用竹篾做成，状若瓦片，漆上桐油，遮蔽阳光，抵挡风雨。渔民捕鱼为生，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海鲜，或是他们自制的腌制咸鱼等。渔船的外型酷似蛋壳，像浮萍一样，飘在江上。
也有人说，与风浪相比，这些渔民的船和生活际遇都很脆弱，像蛋壳一般易碎，故称“疍家”。“疍家人”的来历如同历史图像中的一抹浮云，独自挂在天边，既没有浓墨修饰，也没有令人振奋的形状。不知多少年以前，他们祖上为了逃避战乱和迫害，选择了“以船为家”的漂泊生活。他们洗衣做饭和吃喝拉撒睡都在船上，茫茫江海成了固定的“家”。我眼中喜怒无常的江海便是他们眼中的“陆地”，他们终日依傍着水，听着波浪敲打船舷。我脚下欢跳的土地和砖瓦下的家，却是他们眼中的“江海”，他们只是偶尔飘过而已。他们必须弯着身子进出船舱，因而双脚的形状不似正常人那么笔直；但他们有时候又必须直起身子，譬如他们在船首用竹篙撑船的时候。带着大笠帽、皮肤黝黑的渔民与江风搏击时的景象在雾中忽隐忽现，很多摄影作品和图画都展现过那样的场景，而童年时的我当然没有任何欣赏或捕捉什么“精彩”的念头（至今我都没有这样的念头），我只记得自己曾在天色尚未变黑时，在岸上小跑，分辨渔船的轮廓。
我不知道这些船的固定泊靠点在哪里，也许在更远的某一处岸边吧。我只知道，它唯一固定的“位置”只在江海之中。我听人说过，渔民如果操办婚礼，会在船篷上搭起红布。换句话说，船篷里也装得下一个“新房”，一个“家”。
夕阳西下时，江面上波光粼粼，泛射出淡金色的光泽。这些停在水边的“家”里也会升起炊烟，船上的女人和女孩子将她们纤弱的身影留在夕阳里。高个子船主从“蛋壳船”里走出来，将活鱼抛给岸边等待的熟客或新客。他们也会将鱼送到熟客的家门口，一手称重，一手交钱。外祖母拿到新鲜小鱼，二话不说，直接清洗后就扔进锅里，刺啦一声，鱼的颜色很快变成金黄色，连着骨刺，美味可口的鱼很快就被吃个精光。住在岸上的人家不怎么花心思去了解这些卖鱼的人，甚至在言语中略带轻视，说“疍家人”常年生活在船上，曲着双腿（“曲蹄”），居无定所，没有见识，没有“家”，因而无情。当村民议论某人奸猾时，就形容说，“他就像那些‘船下人’……”渔民是否也感受到别人眼神里的一丝微妙的高傲呢？我想是的。渔民上岸，除了买卖东西，很少逗留，他们宽大帽檐下的眼神流露出戒备和犹疑。可是，那从篷船锅里冒出来的热气，又怎能不是一样的人间烟火呢？我还见过光着脚丫的女人趴在“蛋壳船”里擦地板，她的腰肢有规律地起伏着，像在追逐一支逝去的古老曲调。
在童年的我看来，船上人家的浮萍般的生活似乎颇有诗意，如果我可以蜷伏在船篷中，漂游四方，我可以收藏多少的彩石与贝壳啊！沿江的翠竹都会在我的视线中晃来晃去。可惜的是，并不是常有“蛋壳船”长时间地停留在我们那里，它们总是匆忙来去，奔向自己的方向。我也从没有过机会登上这种小船。船篷里的一切于我，至今还是谜。他们如何风里来雨里去，如何在台风天里撑起竹篙，如何在船舱内外搭起一场婚礼的宴席，我无从得知。在隐形的漂泊中，他们的心门如何关闭？又如何开出一条缝隙？或许，任何体验都会在风浪面前失去意义，如同岁月的漩涡，卷过来，卷过去。而真正的“风平浪静”只在寻找之后。
漂泊的心思，与遥远的星光和冷月一样，只能远观，难以近前细问。
我后来每每邂逅“漂泊”一词，便想起“疍家”篷船。“疍家人”的船篷固然不如岸上的屋顶结实，但人生而为人，漂泊的感觉却是相似的。人在漂泊旅程中寻找一些坚实的依靠，譬如支撑船篷的船舷上的竹柱，譬如坚实地基上盖起的房屋。而后，才有“家”的感觉。这依然只是表象，只有心灵的漂泊才是人真正的精神实质。因此，人非要做些不可理解之事，非要不停地寻找，寻找夜空和阳光下的安宁。各种创世神话和宗教传说就诞生于人类早期的劳作与惊奇中。漂泊的过程无非寻找的过程，漂泊的目的却是为了不再漂泊。人们用文学、哲学、宗教的语言描述世界上最孤独的词“漂泊”。我总会从中联想起童年的那段记忆。
“漂泊”的形状，不正像波光中的“蛋壳船”吗？它那突出又鲜明的形象，藏匿着命运的凶猛与宁静。
我只在那江岸旁的竹林边上生活了六年多，那是人生最初的几年，因而记忆也散发出最初的一丝好奇。我见过很多熟悉和陌生的人，包括捕鱼捉虾的“疍家人”，但我从来不曾问过他们，是否在匆忙的行走中感受过生活的威力。
加缪，不一样的灯火
（发表于2019年《书城》杂志）
傍晚时分，埃菲尔铁塔的金黄色灯光如期而至。我们若乘着游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仰望，从高耸入云的塔尖到盘踞在大地上的塔底，线条优美，明暗交错，百看不厌。铁塔看起来像个庞然大物，披着盛装，傲视万物。但我们若仔细端详，就会发现，天空才是这庞然大物的唯一重要背景。云经历了一天的漂游，稍显慵懒，它们缓慢而随意地飘在天上，穿过铁塔，这使铁塔看起来翩然欲飞。游船慢慢移动，经过一座又一座桥。有的桥非常安静，整座桥上只出现一个凝望河水的异乡人身影。梧桐树的叶子积攒着季节变幻的优美与感伤，与塞纳河两岸的气氛最为合拍。在两岸的窗户中也透出夜幕临近之时的悸动，已点灯却未拉上窗帘的人家，制造了只有在塞纳河畔才能够显现出的肆无忌惮。那些敞开的窗口和从中所透出的淡黄色微光，无不蔑视着窥探者的好奇，它们只袒露自己今天的样貌：一盏模糊的古旧台灯、一件隐约的巴黎风衣、一束窗台前的鲜花盆景、一尊沉思的寂寞雕像……
真是不一样的灯火。
让我们离开巴黎，来到1957年10月17日这天的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灯火明亮，掌声雷动。加缪满怀喜悦，却又流露出不安之色，像一位导演恶作剧成功之后的邻家男孩。他随后带着略显拘谨的笑容走向领奖台，站定之后，他很快忘掉了聚光灯和周遭人群，开始沉浸到他一贯的激情中去。他那低沉又坚定的声音在那一天传遍了全世界：“确切地说，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单吊，远离真正的艺术……如果作家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那就只有容忍谎言和奴性。这个世界充满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疯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根植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压迫。”加缪因《局外人》和《鼠疫》这两本书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那是属于加缪的历史瞬间。
《局外人》：身陷囹圄的局内人
让我们首先翻开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这本书。
一个理性的老实人默尔索，因为一桩罪不至死的过失杀人事故被法庭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处以极刑，而直接定罪原因竟然是他对母亲之死所表现出来的“不合常理”的“冷漠”，检察官指责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母亲”。换句话说，他被社会道德习俗判了死罪。一个审判刑事案件的法庭成了指证“当事人”如何与常人不同的诡异场所。默尔索对检察官的控诉深感惊讶荒谬，但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权参与到决定自己命运的辩论中，他感到不满，他认为，“无论如何罪犯毕竟还是我”。
在《局外人》中，一桩堪称简单的过失杀人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一步一步演变成对默尔索的灵魂和道德审判，而后检察官认定默尔索这样“没有灵魂的人”极为危险，属于不可饶恕的人民公敌，最后，包括陪审团在内的法庭判处默尔索死刑。正如柳鸣九在《加缪全集》总序中总结的那样：“他（默尔索）之所以被妖魔化而定罪，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竟被观念、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并被精心编织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
这部小说深刻揭示了默尔索与他人、与社会、与命运之间的关系，即一种无法靠近的隔膜和一种无法调和的冲突。默尔索不肯低头，他的反抗简单明了：坚持“实现自我”，拒绝成为世俗人情要求他成为的那一种人。这算是他一个人的胜利。平日里，他诚实温和，不撒谎，也不趋附潮流，当别人热衷于在人生舞台上尽情表演和赢取掌声时，他漠然不为所动，他的快乐自有来处。他平淡地感受着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不合群之人的孤独。可以说，他虽然于世无害，可是的确不讨人喜欢。犯案后，在决定生死的关头，他依然拒绝了律师要求他撒谎的建议，拒绝了法官要他认错的建议，无论是律师、神甫还是法官，乃至未来的刑场看客，都无法操纵默尔索的价值观。被剥夺了应有情感权利的他，以冷静、无动于衷的态度，像一个“局外人”那样，观看自己的结局。
默尔索对“合群”和死亡的蔑视，并非什么殉道者的勇敢，而仅仅是他不肯让自己真实的心灵被任何东西亵渎。对于社会而言，他的确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局外人”，而对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言，他却可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内人”，他对自己的灵魂负责。与默尔索相比，大多数人的一生并没有多少勇气对自己的灵魂负责，而只是不知不觉地成为自身命运的“局外人”。
默尔索与世界的关系既荒谬又真实，虽然他的口头禅是“无所谓”，但他的淡然外表下深藏着一颗敏感诚实的心灵。他具备着未经训练的荒诞和悲剧意识，对于人的存在颇有清醒认识，对于爱和美，他也有独特感受，他并非没有快乐和崇高，他只是在已经觉悟的心灵中守护本真。我甚至设想，如果默尔索生活在《鼠疫》书中那样的悲惨环境中，善良的他一定会成为一位勇于牺牲、乐于助人的志愿者。他对于社会的“危害”就在于，他从思想和行为上拒绝服从世俗准则的要求，这样的“危害”比杀人、偷盗等罪行“大”得多，因而遭到社会惯性的报复。
拉康认为，人的欲望是对他者欲望的欲望，人就是在他者的欲望中被异化的。因而人们在追寻真实“自我”的路途上披荆斩棘，却常常只在重复那些约定俗成的、镜像化的观念。比如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已经高速发达。也许某一天，我们一觉醒来上个街，就会发现街上微笑着的人群，全是披着人类肌肤的超人，我们将在泪流满面中学会辨别：我们并没有爱上一个机器人。但人类在思想领域的步伐却慢慢吞吞，没有一位大思想家能够指明宗教、种族和解的根本路径。常见的倒是，流行文化与利益合流，以“流量”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人的伪生存状况。在这些流量多寡的背后，浮出一个欲望世界的影像。人们打心眼里鄙视那些纯然而无用的理想，人们挖空心思地打着各种高尚旗号追求物质利益，从政治、文化，到爱情、尊严，一切都可以进行炒作和经营，而那些真正践行着“纯然而无用”的价值原则的“另类”，则成为被人们暗暗嘲笑的对象。然而，如果世界上果然有极少数人，完全拒绝被同化，或者说，当这些“另类”从未意识到自己处于“另类”的境遇，而是全然地陶醉于自己的自由感和幸福感时，人们就觉得自己的脸上挨了一记重拳，觉得“胜利”没有了参照物，于是人们集结起来，制造层出不穷的理论，竭尽全力地想让“异类”们认识到他们“一无所有”的“失败”。
默尔索正是这种拒绝被同化的人。不但拒绝，他还打碎了所有的镜子。
他觉得自己一直真实而且幸福。具有宗教意识却不信教的默尔索拒绝按照神甫的建议向上帝忏悔，他也在临终前想念起自己的母亲，理解了母亲生命最后时光的幸福，并且以一个彻悟者的心态感受到了人间的幸福：“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局外人》出版时，法国正处于法西斯的魔爪之下。加缪因此篇小说而声名大噪。他采用白描手法，以冷静简洁、深邃又富有哲思的语言，塑造了一个质朴诚实的“局外人”形象，我以为，加缪以“局外人”默尔索的精神内涵写出了这部关于“局外人”命运的作品。必须提及的是，该小说的名字在法语中叫《陌生人》，因此英文版的小说名也叫《陌生人》，台湾的最早译本则为《异乡人》。大陆中文译本最早由孟安翻译，出版于1961年，其书名《局外人》契合加缪小说的本义，体现了小说的精髓和哲学内涵，令人过目不忘。
默尔索无法接受的罪名不可思议，如果我们对一个人说“我们因为你和我们不一样而判处你死刑”，那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但这就是默尔索被置于的荒诞处境，这又何尝不是无数人在人生中被抛向的荒诞处境呢？
合上书，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刺激着读者的神经。我们知道，“死刑”不仅仅指肉体上杀死一个人，也隐含着在精神上杀死一个人。但凡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一个政权，以思想的统一作为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一致性”之下的每个人都是默尔索，都随时处于因“你和我不一样”而被报复甚至被杀死的危险中。
加缪作为一位具有浓郁现代意识的作家，对默尔索命运的探索也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中个人权利的深切关注。
加缪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加缪在书中描写了两个“法庭”：法律机器运转的法庭及无处不在的道德法庭，这两个“法庭”轮番攻击，将默尔索送上绞刑台，而加缪作为不动声色的“局外人”作者，对默尔索的“另类”做了无罪辩护，不但辩护，他还赞美默尔索：“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他是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加缪还在为美国版《局外人》所写的序言中写道：“他（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默尔索清楚自己对世界的热爱，他只是一个不合作者。一个不合作者的胜利与反抗只有一种：那就是不合作。考虑到写作的时代背景，加缪塑造出这样一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我们如果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对于“异己”的仇恨让多少人粉身碎骨，人头落地。唯种族论，唯信仰论，唯阶级论，唯成分论，唯贫富论……无论哪一种偏见，都将所有人推向被侮辱、被损害的深渊，从而否定了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
这部小说令加缪红得发紫，受到广泛赞誉。评论家亨利·海尔称《局外人》“站立在当代小说的最尖端”，罗兰·巴特认为《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它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经典之一，《局外人》可谓风光十足。而“默尔索”这个名字，也因此具有了某种“永生”的意味。
每个人其实都是潜在的默尔索。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具有默尔索的特征：真实、自然、不媚俗、不从众，但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被逐渐改造成了“非我”，无法发掘自身心灵的真实和力量，而默尔索则至死都算得上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我是一个离不开镜子的人，在我缺乏传奇色彩的人生阅历中，我从未遇见过像默尔索那样敢于打碎镜子、搅乱镜像世界的“局内人”。
《鼠疫》：介入灾难的行动
让我们翻开加缪于1943年发表的一篇随笔《西西弗斯神话》。通过对古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斯的重新解读，加缪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荒谬与惩罚同在，那么，人也可以选择在循环往复的悲剧命运中微笑抵抗。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犯罪后被众神施以惩罚，即永生永世都只能悲惨地推着一颗巨石。但加缪却将这一故事加以发挥，他认为西西弗斯在推动巨石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被惩罚的命运。巨石一到山上，就滚下来，西西弗斯既不沮丧，也不放弃，而是继续推动巨石上山，循环往复。这一解读，沿袭了古希腊悲剧中对于“命运”悲怆本质的理解，又在这不可避免的悲剧中融进了作者的现代意识，即人通过蔑视必然的命运来抵抗荒谬，于是人就在反复的行动坚持中实现了对自我、对命运的超越，使幸福从荒谬中降临，使心灵从虚无中得到升华。加缪的结论不乏乐观：“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在《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等著作出版前后的那些年，法国人因为抵抗纳粹的收效甚微而失去意志力，灰心丧气的绝望气息笼罩着整个国家。漫长的海岸线仿佛裸露在空气中，任凭敌人的铁蹄肆意践踏，胜利几乎不露一丝曙光。年轻的加缪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沉默，他匿名在地下报纸《战斗报》发表一系列文章评估局势、鼓舞士气，抨击法国领导人的绥靖政策，给法国人带去追求真理和踏实行动的勇气。
接下来便有了1947年问世的《鼠疫》，这本书一出版即引起轰动，两年内印了二十万册。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
该书写了一个小城市里的人们在鼠疫临城时被隔绝于世、展开自救的故事。二战时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像一场“鼠疫”，让欧洲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故事算不上复杂。一座叫奥兰的北非小城突然间发生了鼠疫，所有人都不知所措。政客们依然心存侥幸，百般推诿，希望能够混水摸鱼，乘机捞取各种利益。市民惊慌无助，无所事事，像行尸走肉般地过着反常的日子。医生里厄凭着职业敏感第一个判断出鼠疫临城，他四处游说，组建了卫生防疫队，与鼠疫展开搏斗。鼠疫在蔓延的过程中，希望无处萌生，里厄医生忍受着与爱妻分离的痛苦，与好友塔鲁和其他志愿者同仁日夜奔波在抗疫第一线。为了阻止瘟疫扩散，奥兰后来不得不实施封城，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孤岛，无人能够自由出入，城里的人不但与死亡为邻，还要忍受与城外亲友的分离，备受双重折磨。人性中的贪婪、无耻、软弱和虚伪也在这座死亡之城蔓延，如鼠疫一般。里厄医生凭着崇高责任感、超强医术、慈悲心肠和顽强意志，成为这场抗疫行动的主心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的队伍中。他们采取隔离措施，尝试疫苗，竭尽全力救治病人。最后鼠疫终于无声消失，封城解禁，失散的人们开始团聚。爱，重新降临。
抛弃等待，减少恐惧，采取行动，才可能阻止鼠疫蔓延，减少死亡。在反抗鼠疫的过程中，人作为存在者的尊严才真正显现，换句话说，人若放弃抵抗，任凭鼠疫肆虐，人就不配为人，与动物无异。
主角里厄医生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对成为“英雄”和“圣人”都毫无兴趣，他也不想成为“伟大的人”，只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深度道德的行动者，一个好医生。当神甫帕纳鲁认为里厄“也在为拯救人类而工作”时，里厄回答说：“拯救人类，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大而不当。我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我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首先是他们的健康。”里厄对神甫最后参加卫生防疫队表示赞赏，他对神甫说：“现在连上帝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里厄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对于大话、空话和英雄主义理想都深恶痛绝，他只是不想束手待毙地活在“当下”，不信上帝的里厄也不在乎关于彼世天堂的描绘，他更关心如何从瘟疫手里救出一个孩子、一个老人。可以说，不想成为英雄的里厄是一个着眼于此世的道德英雄。不想成为圣人的里厄是一个真正的圣徒。一个着眼于现实的行动者，才是一个抵抗荒诞的胜利者。
对人间天堂的爱，才是里厄的力量源泉，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也是加缪的力量源泉。
《鼠疫》一书的纪实性描写真实得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小说里有一段关于一个小孩子被鼠疫夺去性命的描写：“恰恰在此时，孩子好像肚子疼得厉害，重又蜷起了身子，而且小声呻吟起来。他就这样蜷缩了好几秒钟，一阵阵痉挛和寒战使他全身抖个不停，仿佛他那脆弱的骨架正在鼠疫掀起的狂飙中折腰，正在高烧的阵阵风暴中断裂开来，暴风雨过后，他稍微放松了些，高烧似乎退去了，把他抛弃在潮湿而又臭气熏天的沙滩上，他喘息着，短暂的休息已经酷似长眠了。当灼人的热浪第三次袭击他时，他略微抬了抬身，随即蜷缩成一团，同时，出于对火焰般烤人的高烧的恐惧，他退缩到病床的尽头里，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身上的军毯。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臂，经过四十八个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个孩子的家人已经被送往隔离营，里厄医生和塔鲁等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生命从痛苦挣扎到消逝。当我们阅读这样逼真的描写时，仿佛忘了虚构性，以为正置身于那样残酷的场景中。
加缪惯有的冷峻和平实的语言风格贯穿始终，加缪在这部小说中克制了他也擅长的浪漫主义风格的渲染。这既是一部寓言小说，也是一部哲学小说。它写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加缪也通过里厄医生在文中最后的思考指出，这样的灾难不会灭绝。会循环往复，会被遗忘，会再卷土重来：“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鼠疫象征着法西斯主义。这算该小说最明显的一个象征，作者本人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加缪说：“《鼠疫》最显而易见的内容就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加缪将鼠疫的肆虐过程和市民从走投无路到集体反抗的过程写得丝丝入扣，震撼人心，如新闻报导般真实。
然而，如果鼠疫仅仅象征着那一场法西斯主义，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理解加缪。
鼠疫也象征着人性中从未消失过的那些“恶”。法西斯主义利用人性之恶，以乌托邦的美丽辞藻堆砌而成一个基于谎言的梦想世界。鼠疫发生后，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信仰，都无法解救鼠疫患者，一不小心，任何人都会染病身亡。于是，人们认为那些平日里喊得震天动地的“崇高”全都不堪一击，毫无用处，就对一切都失去了信仰。神甫依然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宣称灾难来自上帝的惩罚。趁火打劫者，自私自利者，损人利己者，利益追逐者，从政客到平民到戴罪在身者，都在鼠疫蔓延的过程中尽情演绎着他们身上的恶。城市与地狱无异。即使鼠疫作为瘟疫消失了，可它作为人性中恶的基因，却永远也不可能消失。人的生存，善恶常常也只在一念之间，如何在心灵世界中弃恶趋善，在伦理实践中追寻有深度的道德，这些都是加缪要人们去深切体验的。
鼠疫还象征着荒诞命运所带给人的瘟神般的劫难，人在这类毁灭性的无助和灾难面前感到困苦、消沉，放弃生命意志。鼠疫来临之后，所有人都被流放在孤独之城，我相信加缪借用“鼠疫蔓延”的这个意象也描绘了他对命运之孤独无助的深切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鼠疫”也是生活中向人们涌去的排山倒海般的精神孤独，这些孤独既像细菌一样真实、不可触摸，又代表了人类命运在哲学上的永恒困境。但加缪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唤起抵抗鼠疫的勇气，由此衍生出加缪的深层道德追求，即注重伦理实践的身体力行。在加缪看来，人“无意”地被抛到世界上，又必将“无意”地被抛到终极结局中，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加缪在指出问题（即“荒诞”的存在）之后，通过这部小说提出了他的完美解决方案：行动，即以普遍之爱为信仰的决然反抗。当鼠疫来临时，应当像里厄医生那样去介入灾难，抵抗，从灾难中吸取教训，把真相和经验都如实地告诉后来者，这样才能使城市和历史真正从苦难中恢复元气，使爱重来。如果再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内心，加缪警告说，要警惕每个人心灵中存在的鼠疫基因，才能成为更好的人，不能将个人的“恶”传播出去，成为集体之恶、社会之恶。
鼠疫不断侵袭，人不断反抗，尊严和幸福终于在反抗之后回到城里，连同爱。而西西弗斯不断推动巨石上山的哲学隐喻在《鼠疫》一书里有了一个详尽而具体的现实注解。
从《局外人》到《鼠疫》，再到后期的《反抗者》，加缪在写作路径中遵循的是一贯的思想立场。他的写作路径也细致地解说了他的思考过程。他把人对循环往复的“荒谬存在”的反抗从个体延伸到群体，人对命运的认知与承受从“局外”进到“局内”，或者说从一种陌生的钝感开始，进入一种“义无反顾”的态度，反抗成为过程与结果。《局外人》中默尔索的反抗充满悲剧意味，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深浓。到《鼠疫》时，这份悲剧感有所淡化，虽然死亡无处不在，故事本身也密布着灾难之网，但小说本身却并非悲剧，其结局呈现出理想化的加缪风格：人们并肩作战，鼠疫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鼠疫必须消失，因为二战已经胜利了，加缪的美好愿望也得以实现。如果非要吹毛求疵，这个小说的弱点恰恰在于象征意味的过于浓郁，作者忍不住从自己的小说中探出头来。冷峻的语言背后，过于急切的胜利欲望呼之欲出，因而，当小说写到最后，找不出原因的“突然胜利”冲淡了一部经典著作的终极悲剧意味。然而，我们怎会忍心苛责加缪，他那样地爱每一个人，他有权在他的想象世界中建造一座团结友爱的人间城市，一个没有英雄、没有圣人、但是普遍道德和爱却战胜了恶的人间世界。
《鼠疫》故事中那样的时代完全走远了吗？我看未必。在当今世界，加缪所反对的那些东西都还在阳光下长出新的、经过巧妙包装的恶，如同加缪在书中所担忧的那样，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存活了几十年的细菌还在嘲笑着人们，虎视眈眈。
住在城堡里的美人
（发表于《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
你长得真美，人们说，你是神的旨意。你的眼眸比星辰还亮，柔软的肌肤犹如绸缎一般光滑，你笑起来的时候，世界也跟着笑起来，你的心比炉火还烫，你的吻比枫叶糖浆更甜腻。你不怕灼热的阳光，它烫伤不了你。可是一到秋末，谁也不忍看你怅惘的模样，窗台上的落叶刚刚过了最多姿多彩的季节！
你一个人，住在偌大的城堡里，就你一个人。这座巨型城堡是命运用它自身的血和泪建造而成的，四周耸立着高墙。墙和城堡连为一座城，墙里墙外都种着鲜花。郁金香在春天开遍花圃，英格兰红玫瑰呢，要到夏天才张开红红粉粉的笑脸。塔楼，拱门，圆屋顶，烛火，壁炉，亮晶晶的餐具，雕花的绣花餐布，天鹅绒坐垫，天花板上覆盖着的超大型绘画，枝形吊灯……每一个角落都富丽堂皇，极尽奢华。
你一个人，一边微笑，一边叹息，看朝霞从天边浮现，看斜阳余晖照在镀金的嫩黄色窗帘上。就那么一天又一天！喝不完的咖啡，吃不完的美食，饮不尽的琼浆玉液，看不完的悲、喜剧。你的头发盘起来，很整洁，也很多余。完全没有必要。
你一个人，在每一个夜晚——在相同的光线中，创建不同的夜晚。每一夜，金碧辉煌的剧院里只坐着你一个人，墙幕中的投影舞台上只上演瓦格纳歌剧——每天一场，你就像不幸的路德维希国王那样，死盯着前方，独自听戏。
你一个人，画了很多画。你也不知道每幅画里的人是有趣还是无趣的——你没有见过他们。你也听说了外面的饥荒与战争，荷枪实弹的军人迈着懒洋洋的步伐，穿过街角，懒惰的市民除了为吃饭穿衣发愁，也得考虑明天醒来时，有没有什么核冬天。你不知道自己所住的城市叫什么名字，因为城堡一直在飘移。有一次，你相信到了一个富庶的地方，外面一片嘈杂，人们没日没夜地跳舞，很累，但很快活。
你一个人，经历了所有的年代。很累，很累。
你一个人。
你的城堡究竟有多大呢？也许，你也不知道，说不上来。你已经在里面钻过每一个房间，抚摩过每一座烛台。据说，你还不小心被一幅滑落的油画击中，好几个月都下不了床。你在里面睡过数不清的夜晚，也许，有上万年了吧？你在大得几乎填满整个房间的床上躺下，被窝里留着你的体温，你对梦的渴求。
你对梦说了些什么？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关于你的传说，也多是怯弱的谎言。你的梦呢，没有任何人听你亲口说过，人们仅从你残留的诗句中想象过，朦胧的月光照着窗照着你的脸庞，你向梦伸出双手，泪顿时化作洁白浑圆的珍珠……
世上竟有这样古怪的宿命！如果要问起你的过去，就去撬开那一粒再也不肯开口的贝壳吧！它已吐出珍珠，再也不愿聆听任何诗句，昔日早已沉溺在浪潮中。
传说中，你的相貌无人可及，你写下的诗句连最好的诗人都不敢拿去诵读！你在城堡里四处游荡，成日醉醺醺的；你手里的那一根金色丝线穿进那一个圆圆的针孔，修补着窗帘上压根就不存在的小裂缝；你手抚胸口，追逐狂风，在窗边歌唱。这唯一的城堡啊！多少辉煌多少华美啊！可你却直立窗前，向遥远的天边哭着喊着，祈求诸神放你出去，你说，你想离开！你想要自由！
诸神不可置否地一笑，说，离开这里，你会死的。
你颓然地回到房间，关上门窗。你望着城堡外的沙湖，你看到了沙湖里的航道，那岸边摇曳的草和露珠，都比你自由。你渴望光着脚逃出去，到那结满赭红色浆果的山路上去，到那芦花开满旷野的夜色中去，你渴望逃走，逃出你的宿命。你愿你的渺小存在能够打动诸神的心，你不想在这里终老、死去。你想要一场肉身的革命，灵魂的逃离。你累了乏了，想找一个别的去处，你从光线中早已看出，无穷无尽的色彩藏于其间，你明白，一定还有别样的光线，别样的色彩。
谁能相信，就在今夜，你心中记起被烈火焚烧过的庞贝古城，你终于冲着宇宙深处，发出了嘶吼，你说：“来吧，命运！我不怕毁灭。”
诸神不语。你望着你已经陪伴了无数年的这座古堡，决定逃亡。没有你，这城堡也将倒塌，成为废墟。哪有什么不朽的废墟？你冷漠地笑了，废墟就意味着彻底的毁灭。
就在今夜，你将飞离这城堡，没有人盯着你，你精心策划，从容离开。你给自己安上一对翅膀，在腰间佩上一柄短剑，你还写下一首诀别诗藏于袖间。你要让世界知道真相：为了逃离那可悲的宿命，你已经隐忍了上万年。你期待着遇见天气骤变之前的卷云，云能流浪多久，你就能流浪多久！如果你死了，黎明也将一动不动，一起死去。
你还带上了可口的咖啡和松饼，那是为日后的夕阳准备的，那也是普通人家餐桌上最常见的！还有一瓶绚丽多彩的颜料盒，被你藏在密封的内衣口袋中，等你自由了，你要尽情描摹自由的模样！沉默的你所带上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一瓶毒酒！若是被诸神拦在路上，你就喝下它，你情愿粉身碎骨！至于后世的哀叹和凭吊，你毫不在乎！一切兴衰，一切历史的摹本，都只是你视野中的一个界面，你存在于最初的历史中，你从那时起，就没有离开过城堡。你的身上有沸腾的火山，有熔浆迸裂时的能量，你的心比宇宙还大。凭什么命运只将你囚禁于此？啊，不公的命运，命运！
据说，你就那么头也不回地飞了出去，砸碎了窗，砸碎了次日的光明。月影下，轻风中，你飞离了城堡。就在那一瞬，整个世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如同天崩地裂，而后又复归寂静。
你就那么砰的一声，消失了，你化作了“虚无”。那一刻，人们停下来开始思考，为什么看不见万事万物的形状了？只有啼哭的鸟儿落在你的窗台上，颤抖。
诸神说得对，离开那座名叫“孤独”的城堡，你只有必死的宿命。
其实啊，谁都没有注意到，你压根就不是一个人，在你身上，绑着另一个人。
你就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