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随笔 | 一个异乡人的不安之书
一个异乡人的不安之书
（加拿大）芦苇
没有一个作家是真的不想说什么的。
那些卓越的作家即使在现实中备受打击，也会希望和配得上自己才情的未来展开对话。费尔南多·佩索阿生前甘于困窘，像一只固执又老迈的蜗牛，在春天闪着银光的杨树上爬行，动作虽然迟缓，目标却高不可攀。明明是这辈子发生的事，他偏要否定，说成是前世梦里的景观。他在散文和诗歌中，通过数十位“异名者”的身份进行创作。他不是他们！连作者都成了虚构人物！
佩索阿和我们每天在写字楼遇到的、端着咖啡杯闲聊的、领薪水的上班族没什么不同，但他下了班就过上和我们不同的生活。
最近一年多来，因为新冠病毒的肆虐，人们的正常生活都变得不正常了。不安的情绪犹如一团嗤嗤忽闪的小火，在顽石和尘埃之间，在每个人的心灵缝隙之间，慢慢燃烧。
我和家人改为在家中上班、上课，我还要担当我们这个六口之家的“大厨”，格外操心。实际上，这两三年来，做一顿晚餐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最有仪式感的首要任务。下厨并不只是炒几个菜那样简单，从营养到花样，再到每个人的口味，一餐饭的开始，源于前一天的筹划，或者说，源于买菜时就开始的筹划。这使我回忆起以前的轻松。我可以放心地前往外地出差，在飞机上望着刚刚放晴的天空，用电子笔画下窗外的一抹湛蓝。到达目的地后，我喜欢在工作之余顶着烈日或迎着风雨，开始自己的文艺之旅。狮子山下的白发伉俪，拉斯维加斯的沙漠尘土，上海街头的巴黎风情，纽约的十八里书店，故乡小巷中的黑发少女，各地的艺术画廊和博物馆，全都像一幅幅油画吸引着我的视线。工作如果不顺心了，我当然不会只想着从智者之书寻找答案，我会走进某个咖啡厅或餐馆，到离开时，我当然就会开始注意到露台上盛开着的常青植物。长周末或生日时，父母帮着看顾孩子们，先生和我有时还会一起去美国或近郊度个短假，这不过就是前几年的事情。当然啦，在疫情暴发前，我和家人可以经常下馆子、买外卖，这一年多来，外卖买得少了，下馆子也成奢望。忙碌的先生更是“运筹帷幄”，从早到晚地开会，说得口干舌燥，一天要喝掉六大杯水。女儿和儿子都在家中上网课，有些寻常老年人基础病的父母一日三餐都不能马虎。父母体谅我，尽量减轻我的压力，但我仍然小心翼翼，生怕哪里考虑不周。从疫情一开始，我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每每被一个新闻、一句话戳中，多出很多机警和心思。到了稍微清闲的时候，母亲一边煮好滚烫的白茶慰劳我，一边依然敦促我，敦促我如何在这段“非常时期”更多地照顾先生、子女。至于我个人思想上因这被改变了的世界而产生的失落与不安，更是从未间断过。
去年夏天，一向还算强健的我受到不小的惊吓。在搬动装有食物的纸箱时，因动作鲁莽，我不慎拉伤肌肉，引发身体长时间的莫名疼痛。但一开始并不确知缘由，只好一次次地预约医生，又是电话，又是视频，后来还前往诊所求医，身穿黄色防护衣的家庭医生给安排了几项相关体检。在几次等待体检结果的过程中，各种胡思乱想像过山车一样，从低点到高点，再从高点回到低点。我甚至想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得到了古怪的安慰。那句话的大意是，人在活着的时候，死神是不会降临的。所幸检查结果正常，一切无恙，但那么折腾一番，家门口的枫树就已经由绿色变为红色。经历了这些琐碎的压力后，我对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有了深刻的感触。
如此说来，我们平时难免抱怨的琐碎小事，都要有很好的运气才能够遇见。一年到头，能够安心地为家人下厨，何其幸运！说到底，人是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就连选择孤独也不能随心所欲。我们逃离不了注定的平凡生活，一日三餐，年年月月日日，这是我们不愿承担孤独的代价，我们离不开爱与陪伴。
我们当然可以雇人做卫生、铲雪、锄草、烧饭做菜……但我们无法雇人来承担牵挂。
我的俗世追求是平凡的爱，持久的爱，是无尽的“有”，是在付出时也在索取，我无法想象那种绝对的孤独，那种“无”的感觉，像在面对一场无处可逃的雷暴！换句话说，人世间的苦恼与负重也和自由一样，令我联想起生命中值得珍视的一切。
去年夏天，正是在一个心神不宁的雨天里，我翻开了刘勇军翻译的《不安之书》，译文极其优雅，字里行间弥漫着独属于佩索阿的不安气息。
自十七岁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里斯本的佩索阿，将“旅游”一词的内涵演绎到了极致，在他的笔下，没有他到不了的地方。而里斯本的雨，自然就是他旅途中的常见之景了。他的雨究竟怎样，有没有我眼里的忧伤与活力？
下雨了，天气依旧潮湿与阴冷。然而，天空湛蓝无比，雨要么是被打败了，要么是筋疲力尽，而雨后残余的乌云撤退到了城堡后面，向蓝天投降了，这才是它们正确的选择。
原来，雨和打败它的天空之间，发生过一场战争。而佩索阿精神世界里飘下的雨，却从未投降过，而是顽强地敲打着他不安的心。佩索阿的日常生活平淡如水，这更使他意识到文学中蕴藏着的炽烈：
有哪些有价值抑或有用的东西值得去坦白的呢？有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所有人身上，或只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便无新奇之处。但如果只发生在我们身上，便不被理解。如果我写我所感，便是为感觉的热度降温。我所坦白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无关紧要。我将我所感绘成风景，我用感觉创造出假日。
如此坦诚，如此深刻。
与我下班后的忙碌不同，独居的佩索阿在下班后只属于他自己。
他躲进租来的便宜房子里，只管写。写作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写作。他爱过一个深爱他的女人，却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拒绝了她，分手后，两人曾重逢、爱火重燃，依然无疾而终。该女子也终生未嫁，莫非她也被诗人的爱弄迷糊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感情没有肉体结合，属于典型的柏拉图式爱情。何至于此？佩索阿献给恋人的诗歌圆润纯净，堪称情诗典范。诚如佩索阿对自己所进行的自我剖析，他在内心里是怯弱的。他决绝地放弃了可以带来温暖的家庭生活，炉火旁的一片面包和一杯咖啡，那都是富有诗意的赞美诗啊。但我们以凡俗之心如何能够理解诗人的选择？他有一颗世间罕有的敏感之心。他深谙哲学和艺术的秘密，却从不炫耀，他只在最直观最精确的叙述中接近事物的真相。我感觉，他在下笔时就已经预见到自己的“不朽”，这位乔伊斯的同时代人，在语言的瑰丽上与乔伊斯颇为相似，他的诗性文字所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的无限可能，令人叹为观止。
一个人仅仅因为描绘精神的形状，就可以傲立于世，这份荣光独属于佩索阿。所有有限的，无限的，所有存在的，不存在的，他都一一道说。佩索阿的《不安之书》由几百个随笔片段组成，他为这些不安的灵魂呓语花费了十几年的心血：“我是谁，谁又是我？”在洁净空灵的文字中，一颗孤独心灵的每一丝每一缕，全都展露无遗。他写山水和风雨，他写白昼和夜晚，他写绝望和希望，他写苦难和欢乐，他写爱和痛。人所置身其中的一切绝望与虚无，滋养命运的欢爱与理智，他都没有忽略。
一本没有情节的书，完美地将人类存在的碎片，散落在一切敏感心灵的波涛中。佩索阿身居里斯本，里斯本却是异乡。他那样的人是没有故乡的，生活对他来说，只是一座路途中的客栈，他不知所往，只有荡然无存的过去使他心醉。
佩索阿去世多年后才为世界所了解。据说，他的作品至今还在整理中。按照时髦的理论和对文化人物的归类，佩索阿是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当然，他活着时对自己的核心位置一无所知，他感慨道：“我唯有在变成雕像时才受到理解，人在生前受到的冷漠对待，死后是无法用爱弥补的。”每一个时代都会错过它最好的作家，时代的不肯认同，有时候是出于作家被权势迫害，有时候是出于文学圈的妒忌和排挤，有时候是出于读者的平庸，但更多时候是出于不可跨越的认知差距。
追随时代与追随真理，境界迥异。
当然，对于像佩索阿那样被时代错过的人而言，现实选择中的困窘并不那么可憎，他如果想在世俗生活中谋求多一点的利益，不会太难，生命无非一场选择，而理想主义者的主动选择往往处于一种“在真理之中”的境界，他们选择不一样的命运多半是因为孤独和卓越。很多时候，当我们苦苦攫取尘世的幸福时，我们并无资格讥讽那些落魄、落难之人，他们沉重而无奈的选择，往往负载着价值生活的全部精神内涵。
佩索阿死后数年才成为葡萄牙的骄傲，成为二十世纪欧洲现代主义时期最了不起的少数作家之一。现代主义象征着对传统的反叛，象征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文学上更注重抒写感觉。意识流小说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分支，佩索阿的写作也有显著的意识流特征。说真的，对于自己被归到哪一个伟大行列他才不会在乎呢！他的孤独和遗忘，全都那么决绝，他遗留于世的文字就像一束幽潭微光。佩索阿生前生活拮据，不得不为了生计出门去打一份工，但他又不肯仅为了一口面包活着。他放弃赢得更多面包的机会，把全部的爱和力量都给了文学。
佩索阿骄傲地声称：“我一寸一寸地征服了与生俱来的精神领域。我一点一点地开垦着将我困住的沼泽。”
佩索阿最吸引我的是他的情绪。他作为作家的连绵不绝的思考，和他作为思想家的连绵不绝的诗意。那可不是一个落魄男人的情绪，那是一个异乡人的情绪。
那也是一个完全理解了自我处境之人的情绪。
他在书中坦承，他与别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别人“用感觉去思考”，而他却是“用思考去感觉”。的确，这位用思考去感觉的作家，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中放弃了世俗的攀登，他只凭着心灵眺望，便占据了一切山峰。
佩索阿的文字虽然对于改变一个社会制度或赚取一点物质利益并无直接用处，但他的文字真实描画出思想者的精神沼泽，他的文字维护自由之人的感受力、敏感性和独立精神。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精神汇集起来，就有了更加文明的社会形态。
佩索阿的情绪包罗万象。这个没有结婚过的人未免有些悲观，但他在《不安之书》中所构建的不安情绪却并非普通的焦虑。他着眼的，是整个宇宙、全部人类及一切灵魂的不安。他否定了理解，却又用一生的执着留下希望被理解的证据。在他不安的文字中，我们看不见太多他个人的悲欢离合，但他整个人就蜷伏在书页里，和我们——所有的读者在一起。这是一本应当带到荒原里去阅读的书，因为它描述的正是异乡人在命运荒原里的不安。荒原里有沼泽，有模糊的远方。
那么，究竟谁是异乡人？我们所有的人。是的，相对于终极命运而言，人生在世，并非栖居于故乡，而是漫游于异乡。当永恒尚未现身时，人不可能回到真正的故乡。
这一生一世的所爱所恋，都将消逝在难以确定的未知与幻想中，想到此世与彼岸，想到过去与未来，想到曾经和即将激荡灵魂的一切经历，异乡人才是每个人最为准确的尘世身份。在《重回童年》那一段中，佩索阿问道：“上帝在何处？即使上帝从未存在？我想要祈祷，想要哭泣，想要为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而后悔，想要享受宽恕的感觉，那感觉比慈母的抚摸还要美妙……哦，无边的死寂，让我重回保姆的怀抱，把曾经哄我入睡的婴儿床与摇篮曲还给我。”
这场哭泣属于佩索阿和所有敏感的人。
佩索阿将信仰比喻成一个被放置在托盘上的“封好的包装箱”，等着被接受，却无法被打开。面对如此神秘的未知，他如何打开它？
用语言，唯有用语言。这就是佩索阿的选择。
大部分的写作者都在笔下寻找一点什么，而以苦难为笔的佩索阿，却将人类在前行道路上所无法找到的东西全都袒露在阳光下。正因为无法找到，所以不安。正因为这份夹杂着强烈渴望的不安被诚实地袒露在阳光下，所以才有了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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