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文学评论 | 加缪，不一样的灯火
加缪，不一样的灯火
（加拿大）芦苇
（发表于2019年8月号《书城》杂志）
傍晚时分，埃菲尔铁塔的金黄色灯光如期而至。
我们若乘着游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仰望，从高耸入云的塔尖到盘踞在大地上的塔底，线条优美，明暗交错，百看不厌。铁塔看起来像个庞然大物，披着盛装，傲视万物。但我们若仔细端详，就会发现，天空才是这庞然大物的唯一重要背景。云经历了一天的漂游，稍显慵懒，它们缓慢而随意地飘在天上，穿过铁塔，这使铁塔看起来翩然欲飞。游船慢慢移动，经过一座又一座桥。有的桥非常安静，整座桥上只出现一个凝望河水的异乡人身影。梧桐树的叶子积攒着季节变幻的优美与感伤，与塞纳河两岸的气氛最为合拍。在两岸的窗户中也透出夜幕临近之时的悸动，已点灯却未拉上窗帘的人家，制造了只有在塞纳河畔才能够显现出的肆无忌惮。那些敞开的窗口和从中所透出的淡黄色微光，无不蔑视着窥探者的好奇，它们只袒露自己今天的样貌：一盏模糊的古旧台灯、一件隐约的巴黎风衣、一束窗台前的鲜花盆景、一尊沉思的寂寞雕像……真是不一样的灯火。
让我们离开巴黎，来到1957年10月17日这天的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灯火明亮，掌声雷动。加缪满怀喜悦，却又流露出不安之色，像一位导演恶作剧成功之后的邻家男孩。他随后带着略显拘谨的笑容走向领奖台，站定之后，他很快忘掉了聚光灯和周遭人群，开始沉浸到他一贯的激情中去。他那低沉又坚定的声音在那一天传遍了全世界：“确切地说，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单吊，远离真正的艺术……如果作家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那就只有容忍谎言和奴性。这个世界充满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疯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根植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压迫。”加缪因《局外人》和《鼠疫》这两本书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那是属于加缪的历史瞬间。
《局外人》：身陷囹圄的局内人
让我们首先翻开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这本书。
一个理性的老实人默尔索，因为一桩罪不至死的过失杀人事故被法庭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处以极刑，而直接定罪原因竟然是他对母亲之死所表现出来的“不合常理”的“冷漠”，检察官指责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母亲”。换句话说，他被社会道德习俗判了死罪。一个审判刑事案件的法庭成了指证“当事人”如何与常人不同的诡异场所。默尔索对检察官的控诉深感惊讶荒谬，但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权参与到决定自己命运的辩论中，他感到不满，他认为，“无论如何罪犯毕竟还是我”。
在《局外人》中，一桩堪称简单的过失杀人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一步一步演变成对默尔索的灵魂和道德审判，而后检察官认定默尔索这样“没有灵魂的人”极为危险，属于不可饶恕的人民公敌，最后，包括陪审团在内的法庭判处默尔索死刑。正如柳鸣九在《加缪全集》总序中总结的那样：“他（默尔索）之所以被妖魔化而定罪，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竟被观念、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并被精心编织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
这部小说深刻揭示了默尔索与他人、与社会、与命运之间的关系，即一种无法靠近的隔膜和一种无法调和的冲突。默尔索不肯低头，他的反抗简单明了：坚持“实现自我”，拒绝成为世俗人情要求他成为的那一种人。这算是他一个人的胜利。平日里，他诚实温和，不撒谎，也不趋附潮流，当别人热衷于在人生舞台上尽情表演和赢取掌声时，他漠然不为所动，他的快乐自有来处。他平淡地感受着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不合群之人的孤独。可以说，他虽然于世无害，可是的确不讨人喜欢。犯案后，在决定生死的关头，他依然拒绝了律师要求他撒谎的建议，拒绝了法官要他认错的建议，无论是律师、神甫还是法官，乃至未来的刑场看客，都无法操纵默尔索的价值观。被剥夺了应有情感权利的他，以冷静、无动于衷的态度，像一个“局外人”那样，观看自己的结局。
默尔索对“合群”和死亡的蔑视，并非什么殉道者的勇敢，而仅仅是他不肯让自己真实的心灵被任何东西亵渎。对于社会而言，他的确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局外人”，而对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言，他却可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内人”，他对自己的灵魂负责。与默尔索相比，大多数人的一生并没有多少勇气对自己的灵魂负责，而只是不知不觉地成为自身命运的“局外人”。
默尔索与世界的关系既荒谬又真实，虽然他的口头禅是“无所谓”，但他的淡然外表下深藏着一颗敏感诚实的心灵。他具备着未经训练的荒诞和悲剧意识，对于人的存在颇有清醒认识，对于爱和美，他也有独特感受，他并非没有快乐和崇高，他只是在已经觉悟的心灵中守护本真。我甚至设想，如果默尔索生活在《鼠疫》书中那样的悲惨环境中，善良的他一定会成为一位勇于牺牲、乐于助人的志愿者。他对于社会的“危害”就在于，他从思想和行为上拒绝服从世俗准则的要求，这样的“危害”比杀人、偷盗等罪行“大”得多，因而遭到社会惯性的报复。
拉康认为，人的欲望是对他者欲望的欲望，人就是在他者的欲望中被异化的。因而人们在追寻真实“自我”的路途上披荆斩棘，却常常只在重复那些约定俗成的、镜像化的观念。比如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已经高速发达。也许某一天，我们一觉醒来上个街，就会发现街上微笑着的人群，全是披着人类肌肤的超人，我们将在泪流满面中学会辨别：我们并没有爱上一个机器人。但人类在思想领域的步伐却慢慢吞吞，没有一位大思想家能够指明宗教、种族和解的根本路径。常见的倒是，流行文化与利益合流，以“流量”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人的伪生存状况。在这些流量多寡的背后，浮出一个欲望世界的影像。人们打心眼里鄙视那些纯然而无用的理想，人们挖空心思地打着各种高尚旗号追求物质利益，从政治、文化，到爱情、尊严，一切都可以进行炒作和经营，而那些真正践行着“纯然而无用”的价值原则的“另类”，则成为被人们暗暗嘲笑的对象。然而，如果世界上果然有极少数人，完全拒绝被同化，或者说，当这些“另类”从未意识到自己处于“另类”的境遇，而是全然地陶醉于自己的自由感和幸福感时，人们就觉得自己的脸上挨了一记重拳，觉得“胜利”没有了参照物，于是人们集结起来，制造层出不穷的理论，竭尽全力地想让“异类”们认识到他们“一无所有”的“失败”。
默尔索正是这种拒绝被同化的人。不但拒绝，他还打碎了所有的镜子。
他觉得自己一直真实而且幸福。具有宗教意识却不信教的默尔索拒绝按照神甫的建议向上帝忏悔，他也在临终前想念起自己的母亲，理解了母亲生命最后时光的幸福，并且以一个彻悟者的心态感受到了人间的幸福：“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局外人》出版时，法国正处于法西斯的魔爪之下。加缪因此篇小说而声名大噪。他采用白描手法，以冷静简洁、深邃又富有哲思的语言，塑造了一个质朴诚实的“局外人”形象，我以为，加缪以“局外人”默尔索的精神内涵写出了这部关于“局外人”命运的作品。必须提及的是，该小说的名字在法语中叫《陌生人》，因此英文版的小说名也叫《陌生人》，台湾的最早译本则为《异乡人》。大陆中文译本最早由孟安翻译，出版于1961年，其书名《局外人》契合加缪小说的本义，体现了小说的精髓和哲学内涵，令人过目不忘。
默尔索无法接受的罪名不可思议，如果我们对一个人说“我们因为你和我们不一样而判处你死刑”，那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但这就是默尔索被置于的荒诞处境，这又何尝不是无数人在人生中被抛向的荒诞处境呢？
合上书，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刺激着读者的神经。我们知道，“死刑”不仅仅指肉体上杀死一个人，也隐含着在精神上杀死一个人。但凡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一个政权，以思想的统一作为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一致性”之下的每个人都是默尔索，都随时处于因“你和我不一样”而被报复甚至被杀死的危险中。
加缪作为一位具有浓郁现代意识的作家，对默尔索命运的探索也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中个人权利的深切关注。
加缪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加缪在书中描写了两个“法庭”：法律机器运转的法庭及无处不在的道德法庭，这两个“法庭”轮番攻击，将默尔索送上绞刑台，而加缪作为不动声色的“局外人”作者，对默尔索的“另类”做了无罪辩护，不但辩护，他还赞美默尔索：“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他是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加缪还在为美国版《局外人》所写的序言中写道：“他（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默尔索清楚自己对世界的热爱，他只是一个不合作者。一个不合作者的胜利与反抗只有一种：那就是不合作。考虑到写作的时代背景，加缪塑造出这样一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我们如果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对于“异己”的仇恨让多少人粉身碎骨，人头落地。唯种族论，唯信仰论，唯阶级论，唯成分论，唯贫富论……无论哪一种偏见，都将所有人推向被侮辱、被损害的深渊，从而否定了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
这部小说令加缪红得发紫，受到广泛赞誉。评论家亨利·海尔称《局外人》“站立在当代小说的最尖端”，罗兰·巴特认为《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它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经典之一，《局外人》可谓风光十足。而“默尔索”这个名字，也因此具有了某种“永生”的意味。
每个人其实都是潜在的默尔索。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具有默尔索的特征：真实、自然、不媚俗、不从众，但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被逐渐改造成了“非我”，无法发掘自身心灵的真实和力量，而默尔索则至死都算得上是一个真实的自我。我是一个离不开镜子的人，在我缺乏传奇色彩的人生阅历中，我从未遇见过像默尔索那样敢于打碎镜子、搅乱镜像世界的“局内人”。
让我们翻开加缪于1943年发表的一篇随笔《西西弗斯神话》。通过对古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斯的重新解读，加缪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荒谬与惩罚同在，那么，人也可以选择在循环往复的悲剧命运中微笑抵抗。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犯罪后被众神施以惩罚，即永生永世都只能悲惨地推着一颗巨石。但加缪却将这一故事加以发挥，他认为西西弗斯在推动巨石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被惩罚的命运。巨石一到山上，就滚下来，西西弗斯既不沮丧，也不放弃，而是继续推动巨石上山，循环往复。这一解读，沿袭了古希腊悲剧中对于“命运”悲怆本质的理解，又在这不可避免的悲剧中融进了作者的现代意识，即人通过蔑视必然的命运来抵抗荒谬，于是人就在反复的行动坚持中实现了对自我、对命运的超越，使幸福从荒谬中降临，使心灵从虚无中得到升华。加缪的结论不乏乐观：“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在《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等著作出版前后的那些年，法国人因为抵抗纳粹的收效甚微而失去意志力，灰心丧气的绝望气息笼罩着整个国家。漫长的海岸线仿佛裸露在空气中，任凭敌人的铁蹄肆意践踏，胜利几乎不露一丝曙光。年轻的加缪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沉默，他匿名在地下报纸《战斗报》发表一系列文章评估局势、鼓舞士气，抨击法国领导人的绥靖政策，给法国人带去追求真理和踏实行动的勇气。
接下来便有了1947年问世的《鼠疫》，这本书一出版即引起轰动，两年内印了二十万册。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
该书写了一个小城市里的人们在鼠疫临城时被隔绝于世、展开自救的故事。二战时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像一场“鼠疫”，让欧洲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故事算不上复杂。一座叫奥兰的北非小城突然间发生了鼠疫，所有人都不知所措。政客们依然心存侥幸，百般推诿，希望能够混水摸鱼，乘机捞取各种利益。市民惊慌无助，无所事事，像行尸走肉般地过着反常的日子。医生里厄凭着职业敏感第一个判断出鼠疫临城，他四处游说，组建了卫生防疫队，与鼠疫展开搏斗。鼠疫在蔓延的过程中，希望无处萌生，里厄医生忍受着与爱妻分离的痛苦，与好友塔鲁和其他志愿者同仁日夜奔波在抗疫第一线。为了阻止瘟疫扩散，奥兰后来不得不实施封城，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孤岛，无人能够自由出入，城里的人不但与死亡为邻，还要忍受与城外亲友的分离，备受双重折磨。人性中的贪婪、无耻、软弱和虚伪也在这座死亡之城蔓延，如鼠疫一般。里厄医生凭着崇高责任感、超强医术、慈悲心肠和顽强意志，成为这场抗疫行动的主心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的队伍中。他们采取隔离措施，尝试疫苗，竭尽全力救治病人。最后鼠疫终于无声消失，封城解禁，失散的人们开始团聚。爱，重新降临。
抛弃等待，减少恐惧，采取行动，才可能阻止鼠疫蔓延，减少死亡。在反抗鼠疫的过程中，人作为存在者的尊严才真正显现，换句话说，人若放弃抵抗，任凭鼠疫肆虐，人就不配为人，与动物无异。
主角里厄医生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对成为“英雄”和“圣人”都毫无兴趣，他也不想成为“伟大的人”，只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深度道德的行动者，一个好医生。当神甫帕纳鲁认为里厄“也在为拯救人类而工作”时，里厄回答说：“拯救人类，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大而不当。我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我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首先是他们的健康。”里厄对神甫最后参加卫生防疫队表示赞赏，他对神甫说：“现在连上帝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里厄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对于大话、空话和英雄主义理想都深恶痛绝，他只是不想束手待毙地活在“当下”，不信上帝的里厄也不在乎关于彼世天堂的描绘，他更关心如何从瘟疫手里救出一个孩子、一个老人。可以说，不想成为英雄的里厄是一个着眼于此世的道德英雄。不想成为圣人的里厄是一个真正的圣徒。一个着眼于现实的行动者，才是一个抵抗荒诞的胜利者。
对人间天堂的爱，才是里厄的力量源泉，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也是加缪的力量源泉。
《鼠疫》一书的纪实性描写真实得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小说里有一段关于一个小孩子被鼠疫夺去性命的描写：“恰恰在此时，孩子好像肚子疼得厉害，重又蜷起了身子，而且小声呻吟起来。他就这样蜷缩了好几秒钟，一阵阵痉挛和寒战使他全身抖个不停，仿佛他那脆弱的骨架正在鼠疫掀起的狂飙中折腰，正在高烧的阵阵风暴中断裂开来，暴风雨过后，他稍微放松了些，高烧似乎退去了，把他抛弃在潮湿而又臭气熏天的沙滩上，他喘息着，短暂的休息已经酷似长眠了。当灼人的热浪第三次袭击他时，他略微抬了抬身，随即蜷缩成一团，同时，出于对火焰般烤人的高烧的恐惧，他退缩到病床的尽头里，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身上的军毯。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臂，经过四十八个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个孩子的家人已经被送往隔离营，里厄医生和塔鲁等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生命从痛苦挣扎到消逝。当我们阅读这样逼真的描写时，仿佛忘了虚构性，以为正置身于那样残酷的场景中。
加缪惯有的冷峻和平实的语言风格贯穿始终，加缪在这部小说中克制了他也擅长的浪漫主义风格的渲染。这既是一部寓言小说，也是一部哲学小说。它写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加缪也通过里厄医生在文中最后的思考指出，这样的灾难不会灭绝。会循环往复，会被遗忘，会再卷土重来：“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鼠疫象征着法西斯主义。这算该小说最明显的一个象征，作者本人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加缪说：“《鼠疫》最显而易见的内容就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加缪将鼠疫的肆虐过程和市民从走投无路到集体反抗的过程写得丝丝入扣，震撼人心，如新闻报导般真实。
然而，如果鼠疫仅仅象征着那一场法西斯主义，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理解加缪。
鼠疫也象征着人性中从未消失过的那些“恶”。法西斯主义利用人性之恶，以乌托邦的美丽辞藻堆砌而成一个基于谎言的梦想世界。鼠疫发生后，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信仰，都无法解救鼠疫患者，一不小心，任何人都会染病身亡。于是，人们认为那些平日里喊得震天动地的“崇高”全都不堪一击，毫无用处，就对一切都失去了信仰。神甫依然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宣称灾难来自上帝的惩罚。趁火打劫者，自私自利者，损人利己者，利益追逐者，从政客到平民到戴罪在身者，都在鼠疫蔓延的过程中尽情演绎着他们身上的恶。城市与地狱无异。即使鼠疫作为瘟疫消失了，可它作为人性中恶的基因，却永远也不可能消失。人的生存，善恶常常也只在一念之间，如何在心灵世界中弃恶趋善，在伦理实践中追寻有深度的道德，这些都是加缪要人们去深切体验的。
鼠疫还象征着荒诞命运所带给人的瘟神般的劫难，人在这类毁灭性的无助和灾难面前感到困苦、消沉，放弃生命意志。鼠疫来临之后，所有人都被流放在孤独之城，我相信加缪借用“鼠疫蔓延”的这个意象也描绘了他对命运之孤独无助的深切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鼠疫”也是生活中向人们涌去的排山倒海般的精神孤独，这些孤独既像细菌一样真实、不可触摸，又代表了人类命运在哲学上的永恒困境。但加缪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唤起抵抗鼠疫的勇气，由此衍生出加缪的深层道德追求，即注重伦理实践的身体力行。在加缪看来，人“无意”地被抛到世界上，又必将“无意”地被抛到终极结局中，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加缪在指出问题（即“荒诞”的存在）之后，通过这部小说提出了他的完美解决方案：行动，即以普遍之爱为信仰的决然反抗。当鼠疫来临时，应当像里厄医生那样去介入灾难，抵抗，从灾难中吸取教训，把真相和经验都如实地告诉后来者，这样才能使城市和历史真正从苦难中恢复元气，使爱重来。如果再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内心，加缪警告说，要警惕每个人心灵中存在的鼠疫基因，才能成为更好的人，不能将个人的“恶”传播出去，成为集体之恶、社会之恶。
鼠疫不断侵袭，人不断反抗，尊严和幸福终于在反抗之后回到城里，连同爱。而西西弗斯不断推动巨石上山的哲学隐喻在《鼠疫》一书里有了一个详尽而具体的现实注解。
从《局外人》到《鼠疫》，再到后期的《反抗者》，加缪在写作路径中遵循的是一贯的思想立场。他的写作路径也细致地解说了他的思考过程。他把人对循环往复的“荒谬存在”的反抗从个体延伸到群体，人对命运的认知与承受从“局外”进到“局内”，或者说从一种陌生的钝感开始，进入一种“义无反顾”的态度，反抗成为过程与结果。《局外人》中默尔索的反抗充满悲剧意味，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深浓。到《鼠疫》时，这份悲剧感有所淡化，虽然死亡无处不在，故事本身也密布着灾难之网，但小说本身却并非悲剧，其结局呈现出理想化的加缪风格：人们并肩作战，鼠疫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鼠疫必须消失，因为二战已经胜利了，加缪的美好愿望也得以实现。如果非要吹毛求疵，这个小说的弱点恰恰在于象征意味的过于浓郁，作者忍不住从自己的小说中探出头来。冷峻的语言背后，过于急切的胜利欲望呼之欲出，因而，当小说写到最后，找不出原因的“突然胜利”冲淡了一部经典著作的终极悲剧意味。然而，我们怎会忍心苛责加缪，他那样地爱每一个人，他有权在他的想象世界中建造一座团结友爱的人间城市，一个没有英雄、没有圣人、但是普遍道德和爱却战胜了恶的人间世界。
《鼠疫》故事中那样的时代完全走远了吗？我看未必。在当今世界，加缪所反对的那些东西都还在阳光下长出新的、经过巧妙包装的恶，如同加缪在书中所担忧的那样，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存活了几十年的细菌还在嘲笑着人们，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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