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文学评论 | 三个女儿的出场
三个女儿的出场
——读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
（加拿大）芦苇
（发表于《作家》杂志2020年第9期）
如果一部题为《“李尔王”与1979》的长篇小说从“父亲”这样一个如此普通的称谓开始，读者马上就应该想到，这位父亲一定会有三个女儿，就像李尔王本人一样。
而紧接着，“三个女儿的出场”自然就将变成读者最迫切的期待，就像他们面对着《李尔王》本身一样。在这部由篇幅大致相当的33章构成的长达40万字的长篇小说里，薛忆沩用最初的三章完成了莎士比亚用《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完成的铺垫，将阅读的期待提升到了史诗的高度。
在《李尔王》的第一幕第一场中，年迈的李尔王准备根据女儿们对他示爱的表白将国土封赏（同时也是分赏）给她们。大女儿葛娜瑞尔首先出场，宣称她对父亲的爱“胜过视力、世界和自由”。二女儿雷根紧随其后，发誓说自己的爱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小女儿柯德莉亚却深信真正的爱不是攀比的承诺和空洞的表白：她忠诚地选择了沉默。老国王怒不可遏，将剩下的那一份国土也追加给了口蜜腹剑的长女和次女，仅将“憎恨”当作祝福和嫁妆留给了将远嫁法国也是他原本最宠爱的小女。从第一幕第三场开始，丧失权力的李尔王就开始遭到自己愚蠢行为的报复，最后无家可归，无亲可靠，流浪荒野，精神失常。当时沉默不语的小女儿起兵救父，用行动来展示自己对父亲的真爱，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抱着女儿冰冷的遗体，盯着女儿紧闭的嘴唇，李尔王接着也心碎而死……数百年来，关于《李尔王》的话题长盛不衰，那比荒原中的暴风雨还要恐怖的人心的荒漠真实地暴露在读者眼前，触目惊心。《李尔王》的第一幕第一场发生于王宫中的主厅，对话精彩绝伦，人物栩栩如生，可以说，一开场就已经将悲剧的基调定妥，完成了一部经典作品的铺垫。
《“李尔王”与1979》讲述的则是一位中国父亲的故事。这位父亲个人的命运与宏大的历史紧密相连。在“不可思议的1979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这位大学时代（1938年前后）曾在学生剧社排演的《李尔王》里饰演主角的父亲来到了自己命运的第二个转折点上。而作为最关键的铺垫，小说最初的三章所展示的“三个女儿的出场”让作品同时朝着未来和过去两个相反的方向打开，让读者立刻能够感受到作品的格局和境界。
与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安排的出场顺序相反，在薛忆沩的小说里，小女儿最先出场：时间是1979年春节正月初二的夜晚，一个窗外刮着寒风的夜晚；地点是湖南中部一座小村庄里的一间“茅棚”；人物是“父亲”和“母亲”：小说里始终没有姓名的男女主人公。正在他们一来一往地“斗嘴”的时候，“他居然听到了有人在窗外过道上停放自行车的声音。母亲也听到了。那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声音。那是只有唯一一种解释的声音。”父亲和母亲兴奋地打开屋门，果然看到了小桃——他们的小女儿。因为他们也一直受出身问题困扰的小女婿不久前顺利通过了政审，准备参加当年的研究生考试，小桃已经来信通知父母不回来陪他们过年。这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父母身边过年。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桃会在正月初二的夜晚不期而至？而且按照她自己得意的说法，她是“一口气”骑了整整30公里的山路回到家里的，甚至连半路上飘起了雪花都没有怎么在意。
见到小桃，父亲又兴奋又吃惊。薛忆沩用细致的心理描写来显露他的百感交集。因为小桃早产于他们家庭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她的出生包含着许多与历史相冲突的“不合理”因素。而且她比大姐小17岁，比二姐小15岁，与两位姐姐之间也存在着“不合理”的代沟。在这个家庭里，她就像是一个不该出生的人。但父亲又很清楚，小桃的出生是必然的，是他被选中出演李尔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的结果。对哲学和历史的浓厚兴趣使薛忆沩的心理描写能够摆脱表象，进入带有反省特质的深层精神境域。小桃这种“不合理”又“必然”的出生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她的人物形象奠定了矛盾的根基。这有点像在小说第一章第一自然段里，薛忆沩就藉由飘忽的意识流写法设置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距离：“……为什么揭开她的盖头需要那么长的时间，长得就像是盖头被揭开的那个瞬间本身不愿意从想象进入现实……”这飘忽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源头的“盖头”显然是想象与现实之间鸿沟的隐喻。而“盖头”的正反两面正好如同隐喻的“谜面”和“谜底”。这个隐喻不但精准、深沉，而且非常诡异。有经验的读者应该会猜到这将是薛忆沩要用整部作品来破译的“生存之谜”。
小桃是父亲最牵挂的女儿。关于她的出场，薛忆沩也着墨最多。父亲在意小桃出场后说的每一句话，包括不是面对着他说的那句“看来你们真的还不知道”。在小桃更换已经被汗水浸透的衣服的间隙，薛忆沩抓住这个细节，让父亲和母亲在外面的土灶边继续小桃出现之前他们之间妙趣横生的“斗嘴”：
父亲从棉衣口袋里摸出午餐前抽过两口就掐灭了的那支自制卷烟，用充满焦虑的语气问：“我们真的还不知道什么？”母亲将夹着树枝的火钳伸进灶膛口，又从里面夹出一根燃着的树枝举到半空中……母亲看着他的头顶，回答说：“我怎么会知道？！”父亲站直身体，用略带挖苦的语言说：“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母亲笑了一下，冷冷地说：“我不想知道的事我就不会知道。”
薛忆沩沉迷于细节，包括心理的和外在的细节。细节的丰富正是这部他以“人性的百科全书”为目标来完成的作品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叙述的节奏。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使薛忆沩的写作得以突破传统与现代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或者说摆脱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束缚。而细节就是人的生存处境的精髓。薛忆沩显然非常理解文学的这一本体论特征。他笔下任何微不足道的细节都绝非真的“微不足道”，他的作品总是在极微之处寻找个人命运与公共事件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微妙连接，寻找个人、现实与历史之间悲喜交加的重叠。细节使语言的运用必须优雅，使情节的发展必须谨慎，也使小说家对小说人物内心的倾听必须忠诚。仅仅在这只占全部作品不到十分之一的最初的三章里，薛忆沩捕捉的细节已经让读者有点眼花缭乱：自制的卷烟，浅灰色的手套，红色的盖头，半导体收音机，燃着的树枝，煤油灯，热水瓶，火钳，雪花，眼泪，疼痛……当然还有那本作为整部作品首席道具的《李尔王》的英语原著。而细读下去，读者马上就会发现所有这些细节都有“存在的理由”。在小说里，它们无一不在为虚构的人物恢复记忆，确定自我。而在文学上，它们又都是将人物在跌宕的命运中所遭遇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上升为艺术的媒介。
比如“天气”就是呈现三个女儿出场的这三章里的重要细节。小说一开始就提到了天气的变化，这显然是充满象征意味的伏笔。而当小桃突如其来的原因就是听到了标志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且与他们家密切相关的新闻。就在小桃准备告知父母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家庭里最有灵气的二女儿——二桃出场了。薛忆沩当然不会疏忽要让父亲最早感知她出场的契机。听到她几乎只能凭直觉听到的脚步声，父亲大声尖叫起来：“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按照惯例，住在县城的二桃应该在正月初三（也就是第二天）一大早携家人一起来乡下给父母拜年，同样的新闻让她不愿意再多等一个夜晚。
有趣的是，薛忆沩并不急于揭开两个女儿同时突如其来的秘密，而是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二桃给父母带来的那些年货。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元宵”又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因为即将到来的“元宵节”在小说里的地位相当重要。当然，电池也是重要的细节。正是因为电池已经用完，父亲才错过了从收音机里听到让两个女儿同时突如其来的新闻。而用年货来铺陈二桃的出场对于刻画父亲与二女儿的特殊关系无疑具有清晰的排他性：在父亲的三个女儿里，只有她会有如此的细和如此的“俗”（后来在二桃送儿子上大学从南京回来之后的情节里，薛忆沩也非常类似的处理）。叙述上的拖延也许不会让读者着急，却让父亲有点不耐烦了。他想马上知道两个女儿突如其来的原因。从在场的两个女儿的地位来看，这是必须二桃来回答的问题。“今天是我们家翻身的日子。”她这样解释说。这是一句留白太多的话。父亲完全不知所云。而这显然也是小说家本人的故意：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就泄露那实际上可以说是整部作品“大前提”的原因，因为第三个女儿还没有出场，因为第三个女儿也必须出场。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果然又听到其他人都没有听到的脚步声。他激动地站了起来，再一次尖叫起来：“又来了一个！”
最后一个出场的是大桃——被母亲认为“最不像”她女儿的大女儿。作为“最早与剥削阶级家庭果断决裂又唯一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接轨的家庭成员”，这“最不像”的女儿却是这个家庭里的绝对权威，大家（尤其是父亲和母亲）对她极为不满又颇为忌惮。要注意，大桃回娘家的方式与两个妹妹不同：她既没有小桃那种骑车的激情，也没有二桃那种步行的质朴。她是坐着丈夫单位的吉普车来的，尽管出于一贯的谨慎，她让司机将车停在了离“茅棚”还有一小段距离的公社中学的拐角。这当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因为在1979年，专车代表着特权。它告诉读者，作为领导夫人，大桃属于特权阶层。而大桃的谨慎也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它在大桃与父亲不和谐的关系里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将在随后的故事里而重复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大桃的出场是她自1949年春节与“剥削阶级家庭果断决裂”之后，第二次踏上距离自己居住的省城仅50公里远的出生地和祖居地。这也是很能够反映大女儿超常理智性格的细节。而走进“茅棚”，大桃居然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表露，仿佛过去的一切不堪都已随风而逝。
就这样，“李尔王”的三个女儿都正式出场了。微观地看，她们可以说是“同时”的出场有太多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令三个女儿性格上的差异从小说的一开始就昭然若揭；而宏观地看，这“同时”的出场却又有最根本的相同之处：三个女儿都是因为“同一件事”而突如其来的。这是只可能发生在“不可思议的1979年”的奇迹。也正因为这如此，大桃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三个女儿的出场”已经完成，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
小说的叙述紧紧围绕女儿们的“抵达之谜”，并采用引入入胜的阻碍手法，设置层次分明的情节屏障，不断遮蔽目标，让局外的读者和当局的父亲一样地着急。是的，父亲已经知道自己三个女儿的同时出场是出于同一个原因，而表面上装作不知道的母亲实际上也完全清楚，自己三个性格差异很大的女儿的同时出场是对“同一件事”做出的相同的反应。但那到底是什么事？谜底最后要等被认为“最没人情味”的大女儿从包里拿出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才“水落石出”：
大桃将报纸在父亲面前摊开，指着头版中央靠右侧的位置上那个醒目的标题，激动地说：“这项政策将改变我们家的命运。”……父亲示意小桃先等一下。他将因为煤油即将耗尽而舍不得用的煤油灯拿过来，用蜡烛的火焰将它点燃，与蜡烛一起摆在小桃的跟前。小桃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母亲，清了清嗓子，大声念起了那篇题为“中央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的报道。坐在她对面的两个姐姐始终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坐在她们身边的父亲开始盯着摆在跟前的《李尔王》，后来将头微微抬起，将视线投向了屋顶墙角处的蜘蛛网……四周非常安静，除了风的起伏，只有词的顿挫。
父亲的目光投向他钟爱一生的《李尔王》和墙角的蜘蛛网是他百感交集却又不知所措的外在表现。而他对声音的敏感辨析无疑是他情绪波动的隐蔽反应。这是多么清晰有力的心理描写！既有人文的烘托（“词的顿挫”），又有自然陪衬（“风的起伏”）。落墨极淡，却见重彩溢出。听到父亲心灵颤抖的读者怎么能不对这位中国的“李尔王”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浓厚的好奇？
三个女儿的“抵达之谜”是与“国运”联系在一起的秘密，只能通过《人民日报》头版上的新闻来揭晓。而与此同时，母亲却揭开了一个与他们的“家史”盘根错节的秘密，一个只有“母亲”或者说只有这位母亲才能够揭开的秘密。这正好又是薛忆沩作品的一大特色：他总是能够娴熟地将“家史”与“国运”捆绑在一起，由大及小，以小见大。当一家人都在为国家的变化而激动不已的时候，“母亲激动地看着自己的三个女儿以及正好抬起头来的父亲。‘这是我们这个家第一次真正的团聚。’她用低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敏感又智慧的母亲实际上是这部作品里紧随父亲出场的人物。整部小说的起始句事实上就是由她的目光勾勒出来的一个动作（父亲一边阅读一边站起的动作），如同电影里的主观镜头。在母亲细腻的意识里，视觉、听觉和味觉的碎片经常神奇地交织在一起。她对“未来”的恐惧和对“现在”的疑惑就是这种神奇组合的结果。她对生活的洞察和理解也同样是这种神奇组合的结果。薛忆沩对母亲这个形象的心理刻画成功地将一位终生都在时间的迷宫里遭受煎熬的女性呈现在读者面前。从在漫无边际的湘妃竹林里初次目睹夫君的幻影到在前途未卜的逃难途中面对夫君对她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的那本书（《李尔王》的原著）的全神贯注……母亲对生活有与众不同的洞察和理解。这既要归功于她超常的天资，也要归功于命运的磨练。而与一个如此神奇的女人共同生活“将近半个世纪”无疑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人生经历。正因为如此，中国“李尔王”的人生比他的英国原型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
母亲揭开的秘密打破了“摘帽”的消息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喜悦，却赋予了“三个女儿的出场”更富张力的语义和寓意。读者到这里会恍然大悟。原来小说里这三个女儿的出场与《李尔王》中那三个女儿的出场正好是两个极端：这三个女儿的出场不是家庭分裂之始，而是家庭和解之始。而且，这三个女儿的出场不仅实现了“我们这个家第一次真正的团聚”，也标志着整个国家一段漠视人性的历史的结束和一个重视人性的时代的到来。还有一点也非常有趣，这三个女儿的出场也为这个家庭后来出现的一个喜剧性变化买下了伏笔。后来在许多问题上，父亲发现自己性格完全不同的三个女儿都完全一致地在与自己作对。他最后终于意识到，她们已经结成了共同“对付”自己的统一战线。
与母亲听着关于“摘帽”的新闻突然意识到这是他们一家人“第一次真正的团聚”而轻声抽泣起来一样，父亲对这特大喜讯的最后反应也出人意料：他“顺势猛地站了起来，愤怒地挥动着手里的报纸，用他的女人和三个女儿都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吼叫着说：‘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情况。’”
平时温和老实的父亲可能只有在当年扮演李尔王的排练中才有过这样激动的表现。
这的确不是他的情况。因为他只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从来没有当过家，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直接参与过剥削。而且大学毕业之后，父亲一直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还曾经在沈阳的大型国营企业工作，直到最后自动离职……给他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是他荒诞人生里最荒诞的一幕。是的，他需要的不是“摘帽”，而是彻底的平反，也就是要推翻给他戴上这顶帽子的“冤假错案”！小说集中表现三个女儿的出场的第二章就在父亲这意外的吼叫声中结束。
接下来的第三章不仅是“三个女儿的出场”的合理延伸，也是它的必要延伸。事实上，它呈现的可以说是三个女儿的第二次出场。利用这一次出场，小说将对三个女儿的性格做新一轮的对比。她们原本就是性格殊异的三姐妹，只是被同一条新闻同时带到了父亲的面前。现在，父亲提出了平反的要求，在母亲看来这是“得寸进尺”，那么，三个女儿将如何反应？
直到这个精彩又必要的细节，薛忆沩才刻意将小说里这三个女儿的出场与《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里那三个女儿的首秀联系起来，尽管后者发生在李尔王的宫殿，而前者发生在父亲的“茅棚”。因此，他严格依照《李尔王》里的顺序来安排父亲三个女儿的第二次出场。首先出场的是大桃。她不仅自告奋勇，替父亲明确地说出了应该彻底平反而不是单纯“摘帽”的要求，还对这要求能够获得批准充满了信心。她说她就是带着这个想法来到父亲身边的。这是在场的其他人都不会想到的出场，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思想先进的大桃在重大问题上从来都与父亲“划清界限”。看到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对父亲的要求反应冷淡，她一反常态，摆出民主的架势，建议一家人用“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应该采取行动。她自己首先投下了赞成票，加上父亲那当然的赞成票，她只需要两个妹妹之中的一票赞成，就能够如愿以偿。
接着出场的是二桃。她的出场同样令在场的其他人感觉意外。作为性格最为倔强直爽，做事从不瞻前顾后，而且又是与父亲关系最为亲近的女儿，她的赞成实属理所当然。而她的反应却是她觉得“这样做没有任何必要”。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有点含混，她接着犹犹豫豫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她说她担心因为“进尺”而连“得寸”也落空。这完全是与她先天的性格和一贯的表现相矛盾的反应。大桃当然非常失望，她甚至都没有耐心等待妹妹投下自己的一票，就将她推进了反对的阵容。
最后出场的是小桃。因为在三姐妹里，小桃是父亲不公待遇最直接的受害者，她的赞成也同样理所当然。一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可是，就像李尔王的小女儿在父亲渴望她示爱的时候一样，小桃也选择了沉默。毫无疑问，这是薛忆沩专门用来向《李尔王》致敬的细节。这也是《“李尔王”与1979》与《李尔王》最故意“雷同”的两个关键细节之一（另一个是60年代中期，在父亲走投无路之时，大桃拒绝收留他同住）。小桃的沉默对父亲的触动很深，打击也很大，因为在过去的14年里，父亲已经两次过面对这样的沉默，一次是他告知小桃自己已经离职，将带着她和母亲离开沈阳之后；一次是他被错划成地主分子的当天戴着高帽子回到“茅棚”之后。那都是父亲最需要安慰和支持的时刻，而小桃却一言不发。小说里这样写道：“每次面对着小桃绝对的沉默，父亲就像是面对着自己最后的审判，甚至连脚指头都能够感觉到极度的恐惧。”他也会很自然地想起自己在《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里最著名的台词“Nothing
will come of nothing.”（大意是：什么都不说就什么都没有），更加空虚，更加绝望。他完全没有想到在即将有机会“重新做人”的时刻，自己还要再一次面对同样的审判。值得注意的是，小桃的沉默与父亲稍前的吼叫正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的第二次出场无疑将三个女儿出场的大戏推向了高潮。
大桃对小妹妹的反应当然也非常失望。而且她看得清楚，再继续这样拖下去，连父亲本人的立场都有可能会发生动摇。假民主的把戏显然是不能再玩了，她当机立断，重新回到了绝对权威的位置。她告诉家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向公安局递交申请，争取父亲的彻底平反。同时，她要求家人在整个申请的过程中，一切行动都听从她的指挥。到这一步，小说也已经让大桃的个性有了充分的表现。关系到家庭的荣誉和未来的大事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三个女儿的出场”也因此完成了自己在叙述上的重任。
坐着专车来的大桃当然不会在“茅棚”里过夜。她最晚出场，却最早退场。退场之前，她又对家人说了两句非常关键的话：一句是一旦父亲获得平反，她“马上”要将父亲和母亲接出去。这同样是用绝对权威的口气说出的话听上去却充满了人情味。让“最没有人情味”的女儿在这时候说出这句话首先说明这个在1949年的春节背叛了家庭的女儿终于在30年之后的春节回到了家庭的怀抱之中。在父亲看来，这当然也是1979年的奇迹之一。同样，这句话也是叙述上的伏笔。它暗示一生在不断从故乡离开的父亲还会经历最后一次离开。而大桃在退场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不可能再回到1979年以前的日子里去了。”她这显得也是借国事说家事，一方面在表达自己对父亲获得彻底平反的信心，一方面要消除家人对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的顾虑。同样，这句话也进一步肯定了叙述随后的走向。在接下来的阅读过程中，读者将与父亲一起等待他获得彻底平反的喜人消息，也将与父亲一起体会他最后一次“离开”的复杂思绪。
《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里“三个女儿的出场”确定了作品悲剧的基调，而《“李尔王”与1979》以“三个女儿的出场”为核心内容的最初三章也预示了作品将来的情节发展。但是，这部具有史诗特质的作品到底将以什么方式结束？或者说，它到底是一部悲剧还是一部喜剧？父亲三个女儿的出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三章的最后，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就像出现在小说第一自然段里的那个关于新娘盖头的疑惑一样，这也是需要等到小说的最后三章才会水落石出的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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